瓮中的利益博弈：昌河汽车不可能脱离长安

昌河一直在瓮中，所谓“入”仅是一种姿态。更何况，它从未“出”过。

昌河汽车与长安集团之间的纷争渐趋缓和。在可以看得到的层面，双方的主管领导都开始为化解纷争出谋划策。在不能公示的层面，事情肯定不会是风平浪静。至少，如长安集团股份总裁邹文超所言及的“如履薄冰”的状态的确存在。

徐留平掌管的长安集团现在为昌河开出的条件中，保留昌河汽车的生产资质被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在策略上，在李黎去职昌河汽车总经理一职后，新任总经理会从昌河汽车产生，是最重要的一项。通过这样的方式，徐留平与长安集团获得江西省政府方面的认可，同时也能够安抚昌河汽车现有管理团队的情绪。这些策略可能会有效。但这终归是短期的方案。

事发至今，在徐留平与邹文超对外的说法中，铃木汽车终于被抬了出来。按照他们的说法，发生转移昌河汽车生产资质的原因大致有两种。一种是铃木汽车有意退出与昌河的合资公司，并愿意与长安铃木扩大合作；一种是昌河汽车在归入长安集团后，扭亏为盈。这样的局面使得保留昌河汽车整车生产资质有多余之嫌。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徐留平说：“如果我们不敢面对这些问题，改革之路就走不下去。所以，必须大胆改革，这也是汽车行业竞争的需要。”接着往下，即是人所共知的中国汽车行业所需要的重组的必然性。

不过，到现在为止，铃木汽车还没有就此表态。既然长安集团的表态在前，那么铃木汽车要想继续与长安的合作，如果铃木汽车再表态，那么范围也不会跳出徐留平所划定的范围。接下来，铃木汽车要处理与这两个合作伙伴的关系，也基本有了风向性的提示。毕竟，这两个合资公司都在长安集团的管辖范围之内。

同时，昌河汽车生产资质的受让方长安马自达(微博)方面也没有表态。在这起事件中，马自达是顺势获益的一方。如果事情到此结束，那么马自达会怎样应对。由于中国汽车产业政策的变化，长安马自达仍旧没有获得中国政府官方授予的合资资质。自此开始，如果政策制定者倾向于把长安马自达的生产转移至一汽马自达(微博)，那么长安集团会否继续是现在的应对策略？在此之前，长安马自达与一汽马自达的矛盾曾公开激化，现在是否会出现转机？在徐留平与邹文超就昌河事件的解释中，这些都没有提及。

仅就昌河而言，无论它与长安集团的关系如何处理，这家整车制造商在产品等方面都面临着生存压力。在整个中国汽车市场，昌河汽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按照徐留平的承诺，新任总经理即便从昌河汽车中产生，他（她）都不可能改变昌河汽车的困境。按照中国汽车市场的惯性，新任总经理要么是过渡性的，要么是虚职性的。通过业绩考核或其他的原因，新任总经理具有相当大的可替代性。此人的非长安集团背景，决定了他（她）在这场较量中不可能有太大的作用。

根据长安集团方面公布的信息，昌河汽车在被纳入长安集团后，在2009年至2010年，清欠历史亏损3.9亿元，在2011年实现了118万元的盈利。以导致工人抗议事件作为结果，那么此事呈现了这样的逻辑：在长安入主之前，昌河汽车处于亏损状态，它尚能保护工人的利益。而在长安入主实现盈利后，工人的利益则无法得到保障，原因是长安集团转移了昌河汽车的生产资质。所以，无庸置疑的是，工人的利益只是此事的一个幌子。无论是长安集团还是昌河汽车以工人利益为前提，做出的任何界说都不够诚实。

在进入长安集团之前，人事更替频繁的昌河汽车已经积重难返，其间包含了太多利益的博弈。被长安整合后，发生工人抗议时，长安集团与昌河汽车原有利益方的博弈也仅是被公开化。徐留平与长安集团并没有就此做出清晰且精准的回应。所以，重组时所谓的联合做大企业规模也是一种幌子，这背后隐藏了更大的利益博弈。如是之下，昌河汽车不可能脱离长安集团，所谓脱离只是为利益博弈争取筹码。只要能在长安集团内继续获取利益，脱离与否并不重要，继续呆在长安的瓮中与进入其他的瓮中，没有区别。

在长安集团重组昌河之前，曾有政府高官希望由国内的某大型汽车集团重组长安，这家大型汽车集团在经过不到24小时的讨论后，当即作出了否定的回复。那么谁真正愿意入谁的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