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一组陕西省榆林市公务用车的图片引发网友围观。图片中，悬挂市委、市政府“陕KA”特殊牌照的车辆不乏大众途锐、雅科仕、奥迪A8等高档名车，其配置标准远超国家规定的部长级配车标准。榆林市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值班民警称，“陕KA”是榆林市政府专用车牌，办理“陕KA”政府大号牌，必须要经市委秘书长和市政府秘书长批示，个人根本不可能办理到这种大号牌。

榆林市党政机关公务车名车荟萃，着实刺痛了公众的眼睛。2011年5月19日，陕西省就印发了《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拉开了陕西省治理公务用车的帷幕；当年5月31日，榆林市也专门召开党政机关公务用车专项治理工作部署会议。如此层层部署，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一年时间过去，榆林市的公车何以越治理配置越高？这又是怎样一个愈演愈烈的治理怪圈？

不可否认，榆林市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置普遍比较高，与这一地区这些年来迅猛发展的地方经济颇多关联。资料显示，2011年，榆林市生产总值2292.26亿元，居陕西省第二，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达到558.16亿元和180.25亿元。这样一组数据，即便放在全国范围内也毫不逊色。因此，至少可以这样理解，地方上雄厚的经济实力，客观上为公务用车高配置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

不过，财政有钱并不是公车超标的充足理由，更不是官员肆意享受的必然条件。作为一个主要依靠资源输出而暴发的地区，在社会保障、民生幸福、个体权利等方面的欠账并不少，地方官员理应在这些方面多一些作为，而不是首先想着自身的享受，肆意消耗财政资金，浪费公共资源。更何况，国家关于公务用车标准有明确的规定，地方党政机关本不应该顶风违纪，随意突破规定。

榆林市呈现出来的公车治理怪圈，实际上也反映出时下各地在公车治理上普遍存在的困境。

其一，很多地方出台的公车治理相关制度规定弹性大，且缺乏制度刚性。比如，相关规定尽管要求党政机关不得购置超标车辆，但是禁令并不包括下属的事业单位、企业，这样，很多官员通过“变通”，照样配置高标准公车；又如，几乎每一次清理整顿行动都严令不得超标配车，但是，对违禁机关和人员却缺乏明确具体的惩治措施。既无问责，又没有责任追溯，政策效果当然打折扣。

其二，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依然缺乏必要约束。“三公”公开呼吁了多年，至今依然遮遮掩掩，不仅公开的项目过于粗疏，很多地方甚至还缺乏最基本的公开。信息公开受阻，则公众根本无从监督，公车靡费、官员乱花钱的现象，也就很难真正得到遏制。在这种情况下，惟有继续强力推进信息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同时强化地方人大对于政府财政预算的监督，方可双管齐下，在一定程度上管住官员伸向财政资金的手。

此外，各地在公车治理上的“运动式”思维，也是导致治理陷入恶性循环怪圈的原因之一。每一次的治理行动看上去都轰轰烈烈，声色俱厉，可也只是在特定时间产生了一些效果，风头一过，一切依然，甚至变本加厉，强力反弹。因此，公车治理也应该从改变“运动式”思维入手，多一些制度化的手段，甚至还可以上升到法律层面，以求得令行禁止，而不是“雨过地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