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嗨租车“代驾事件”疑遭竞争对手搞事

姚晨在微博上愤慨地写道，“与其有时间因嫉妒而害人，不如壮大自己，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不仅仅是个人，企业也该如此。我说谁，你懂的，欢迎对号入座。”

“2011年3月中旬以来，一嗨租车(微博)被卷入强大的舆论漩涡之中”，一嗨创始人、CEO章瑞平说。

事情发端于3·15前夜。

3月14日，国内知名媒体通过暗访形式，全程跟拍了一嗨租车提供的一次代驾服务，并就原先租车过程中的疑似不规范行为进行报道。

3月15日，一篇名为《“一嗨租车”被指国内最大“黑车”机构》的文章在某网站发表后，迅速被众多媒体转载。

经过一天的发酵，3月16日，网上诸如“一嗨租车是黑车公司”、“姚晨代言黑车公司”这样的报道铺天盖地。

在一嗨租车被指“黑车公司、违法经营”之后，姚晨坐不住了。3月16日，她不仅委托其律师发表正式声明，称一嗨是一家“经合法工商注册且具有经营租车业务资质的企业”，还在微博上表达愤慨，她写道，“与其有时间因嫉妒而害人，不如壮大自己，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不仅仅是个人，企业也该如此。我说谁，你懂的，欢迎对号入座。”

3月18日，一嗨正式发出声明，痛斥“黑车”说法，并称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包含‘机动车驾驶服务’一项；甚至还将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公布于众。该声明称，这是“某竞争企业在各种媒体上散布各种不实言论”，系“不正当竞争行为”。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进入5月份，一名自称“公益律师”的年轻人黎学宁频频在各大媒体和微博上对代驾服务提出各种质疑，并将矛头重新指向一嗨。

6月7日，黎学宁特地邀请二十余家媒体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声称自己5月份因出差在全国6个城市体验了一嗨的代驾服务；回京发现代驾服务涉嫌违法，于是向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深圳六地的工商、交通等部门举报。

但截至目前，相关部门并未对此定性，更未有国家级权威机构对代驾租车进行法律界定。

令章感到不解的是，为何媒体频频拿一嗨说事？这背后是否有人或企业在操纵或推波助澜？

对此，章瑞平说，他们目前已具备初步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外加一些蹊跷的现象，比如黑车谣言四起时可疑的网络水军，以及所谓“公益律师”黎学宁的身份问题，等等。

章瑞平称，一嗨曾遭到网络水军的攻击。在微博搜索“姚晨 黑车”显示，从3月15日至5月底，众多连续帐号的博主疯狂转载有关一嗨“代驾事件”的报道。章瑞平表示，他们已经将此取证连同其它材料递交四部委打击非法网络公关专案小组受理。

至于黎学宁律师的身份问题也似有反常。

据最新报道，“公益律师”黎学宁已被证实不具有律师资格；而其就职的“北京合达律师事务所”给出的解释是，“对于黎学宁在外以律师身份自居并不知情，黎学宁仅是律师事务所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目前，该律所的官网已经关闭。经媒体曝光涉嫌假冒“律师”后，黎学宁一反高调姿态，选择低调回避，其个人微博也多次更换头像和名称，并将有关一嗨租车的种种质疑言论全部删除。

上市传言引发的“血案”？

启明创投甘剑平说，他的两个项目世纪佳缘、淘米网今年上市前都遭遇“负面狙击”，他戏称，“如古代兵书所讲，对手最敏感的时候也是攻击的最好时机嘛”。

有多位行业人士告诉本报，目前，中国大多数汽车租赁公司都在做代驾服务。而据记者了解，在一嗨“代驾事件”之后，大多数汽车租赁公司的代驾业务仍在继续。

不过，据报道，3月17日，神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即日起全面停止旗下的代驾业务，并表示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杜绝任何违规经营。此前，神州租车也提供代驾服务。

至于“代驾”是否违法、违规，在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吴弘看来，“只能有待相关行业法律法规尽快出台予以明确，目前汽车租赁业的立法尚不完善”。

一嗨租车的“代驾事件”，是不是如网友所说的“枪打出头鸟”，还不好说。

不过，自从2006年成立以来，一嗨的确表现出非凡的增长速度：5年内车队规模从零到数千辆，覆盖范围拓展至全国近50个城市。2008-2010年，一嗨完成3轮共9500万美金的融资，并于今年初高调宣布聘请当红女星姚晨为品牌代言人。

但如果按车队规模，一嗨数千辆车的量级绝对算不上最大。根据神州租车的官网，截至2011年6月，其车队规模超过18000辆，是国内目前车队规模最大的一家；首汽目前自营车辆3500余辆，联盟车辆一万余辆；据本报报道，至去年底，安飞士的车队总规模为5000多辆。

在世友租车的CEO王志坚看来，如果放在3年前，所谓违法代驾这样的新闻“没人感兴趣”，因为那时候，整个行业“就没什么公司”，现在却不同了，行业开始热了，公司也大了，影响力出来了。

而从行业竞争的角度，王志坚认为，如果真如一嗨猜测的那样，是竞争对手所为，也是正常的。

“租车这个行业，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上市公司，但前几大的公司都引入了很好的投资者，大家最终目标肯定还是想上市，谁第一个上市肯定很好，所以大家肯定会你争我赶”，王志坚分析。

2011年初，市面上的确有一嗨准备上市的传言。1月27日，道琼斯Venture Wire的一篇报道称，一嗨租车已经聘请高盛、德意志银行两家投行准备今年赴美IPO；华尔街日报今年4月的一篇报道也称，一嗨租车准备到纽约上市。两者均未透露消息来源，但否认消息来自一嗨。

按照以往规律，筹备海外上市的公司，一旦投行等中介机构正式介入，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一般来说在六到七个月内能够登陆海外资本市场。

章瑞平拒绝确认一嗨租车是否在准备上市。不过他认为，“一嗨租车的代驾事件很有可能是竞争对手所为”。

启明创投甘剑平说，他的两个项目世纪佳缘、淘米网今年上市前都遭遇“负面狙击”，他戏称，“如古代兵书所讲，对手最敏感的时候也是攻击的最好时机嘛”。

上市前夜被“攻击”；一嗨租车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对于IPO狙击，一位本土投行人士感觉，“以前没那么多，现在逐渐多了起来”。香港京华山一证券集团华东与华南区首代唐浩夫称，“不是感觉，是很清楚，这一两年就是特别多”。

早在今年央视的3·15晚会上，飞流九天和网秦天下两个关联公司被指“前者制毒，后者收费杀毒”，将赴美上市的网秦顷刻间被推上风口浪尖。但3月16日，网秦依然向美国SEC提交了上市申请。

2011年4月21日，世纪佳缘向美国SEC递交IPO申请。恰恰就在此时，一份名为《写给纳斯达克、世纪佳缘、龚海燕、甘剑平的公开信》的帖子引起网友热议，发帖人刘擎控诉称，她于2009年在世纪佳缘网站注册，成为其付费会员，但与该网站的一名刘姓会员交往后，发现对方除了性别，所有资料全是虚假的，最后导致自己上当受骗。

2011年4月份，在三一重工筹备H股上市之际，一位自称三一重工员工的网民“行贿改变世界”在天涯论坛、铁甲工程机械论坛爆料称，三一重工多次采用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订单。爆料内容迅速在各大网站论坛流传。

就在今年5月，上海医药发行H股步入倒计时之际，突然遭遇安徽华源在香港证监会的举报，对方称上海医药产品存在涉嫌虚报原料来源和严重质量问题。

在这些IPO狙击战中，不乏“竞争对手”的身影。

网秦的投资方金沙江创投的合伙人朱啸虎告诉本报记者，目前他们已经找到确切的证据证明是竞争对手所为，包括“他们花了多少钱，请了什么人在做”。

世纪佳缘创始人龚海燕称，“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竞争对手所为，但都有可能，如果有人要去弄点什么事情的话，这肯定是最好的一个时机了。”她表示，自创业以来，“什么事情都遇到过，包括对我个人的攻击、诋毁。”

对于IPO狙击，一位本土投行人士感觉，“以前没那么多，现在逐渐多了起来”。香港京华山一证券集团华东与华南区首代唐浩夫称，“不是感觉，是很清楚，这一两年就是特别多”。

朱啸虎也认为，“三四年前绝对没这么多”。他将此归咎于商业环境的恶化，“现在每个细分市场竞争对手都有很多，鱼龙混杂，而微博、论坛等新兴媒介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说。

唐浩夫则认为，相比往年，一些非行业龙头、非最优质的企业也在上市，他们本身在企业素质、内部管理、激励机制等方面就可能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这就可能在上市之际遭到竞争对手或内部员工的投诉、举报。

IPO狙击何以“致命”？

“狙击IPO并非易事”，唐浩夫认为，如果IPO真的被别人狙击成功，上市失败，源头一定是企业自己不够规范。换言之，如果企业本身素质过硬，狙击也未必能得逞。

在被用户刘擎狙击之际，世纪佳缘创始人龚海燕及其高管团队正在美国做上市路演，而此事也被外媒进行了报道。

“他们（美国投资人）有看到过”，龚海燕称。但事后证明，这不是投资人最担心的，据龚海燕说，“投资人更关注的是系统性的风险，比如政策，法律风险”。

而朱啸虎表示，网秦上市前亦将此次被对手搞的不正当竞争事件向美国SEC说明，SEC最终还是对网秦的IPO予以放行。

但就在3年前，ITAT却因为有人匿名到香港联交所举报其财务造假而与IPO绝缘；2010年，苏州恒久也因被爆出专利造假丑闻而梦断创业板。

“狙击IPO并非易事”，唐浩夫认为，如果IPO真的被别人狙击成功，上市失败，源头一定是企业自己不够规范。换言之，如果企业本身素质过硬，狙击也未必能得逞。

那么，究竟怎样的狙击足以对一个公司的IPO致命？

“这要看所在市场的证监会和投资人真正关心什么”，唐浩夫认为，如果在中国上市，证监会诸如小股东利益保护、是否合法合规，符合政策等方面的审核相对较多。

对境外资本市场的证监会而言，某知名外资投行的一位人士表示，他们对拟上市企业最关注的，“一个是财务数据的真实与否，另一个就是大股东有无利用大股东身份侵占小股东利益。”

此外，IPO狙击效果还取决于方式。以中国资本市场为例，唐浩夫称，证监会只接受实名举报，举报人如果没有真凭实据不能随便乱讲，至于在市场上、论坛上发布一些负面言论，除非情节、内容特别严重的，一般很难影响到企业的上市。

还有一点与境外不同的是，唐浩夫认为，中国现行的发行制度还是审批制的，整个流程由证监会、企业和券商等去完成，如果投诉、举报信息未能达到影响证监会的程度的话，就很难影响企业上市；而在境外市场，即使通过了证监会的审核，负面信息也可能影响投资人的决定，最终导致IPO发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