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田中国总代表服部悦雄：在华战略助推器

丰田中国总代表服部悦雄：在华战略助推器(2)

以华制华

服部的中国生涯从1943年1月就开始了。是年，他出生于哈尔滨。当时父亲被日本政府派到伪满洲国政府做技术工作，日本投降后，身为技术人员的父亲被编制到中国政府机构，成为一名工程师。服部一直到1968年大学毕业后才回到日本，这期间他一直是日本国籍。

“如果我不是日本国籍，我的成绩考清华北大绝对没问题!”他对自己很有自信，但也有点无奈。日本国籍不但使清华北大向他关上了大门，连位于东北的哈工大都不可能收他。1962年，他考入了东北林业大学道路工程系。

大学毕业后回到日本的服部，在某种形式上与中国更加密不可分。1972年他加入丰田，开始接触丰田在中国的业务，到中国出差是家常便饭。1991年起，他开始担任丰田中国事务所总代表长达六年。1997年短暂离开，2001年重返中国。到现在，他担任总代表职务已经累计十年。

服部独特的中国经历让他在这个国家如鱼得水。他与中国诸多政要有过交情，或深或浅。他对朱镕基印象深刻，朱在上海当市长时，曾请他吃过几次饭，觥筹交错间，也谈过合作，但后来不了了之。他还和科技部部长万钢是同校同系的校友，只是万钢比他晚几届。两人有次在饭桌上相遇，服部认了这个师弟，万钢拿起酒杯说：“服部，我们的老同学，我们的前辈，干杯!”在服部的社交圈里，名单可以拉得更长：工业部副部长苗圩，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已过世的商务部部长吕福源……

早期服部曾接触过大量来寻求合作的中国汽车人，包括仰融。服部觉得仰融说话很大、很玄，根据他对中国人的理解，他觉得仰融不可信。“这一点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准确的判断。”他的一位朋友很是佩服。

有一则关于服部悦雄与现任丰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加藤雅大的坊间传闻。

2009年春节前后，置身于召回火山口的丰田像往年一样邀请几位中国资深的媒体人士聚会座谈，服部和加藤均在座。服部上来就说：“丰田召回这个问题，我早就预见到了。我早就说过，丰田早晚要出事。我希望今天大家能多喝酒，酒后吐真言，批评丰田!”但加藤雅大的态度就有为丰田辩护之嫌，无非是丰田的问题是很小的技术性问题，概率很小，外界对丰田的评价有失公允之类。谁的表现更受欢迎，结果可想而知。

“归根结底，加藤并不了解中国。但服部深知，中国人是吃软不吃硬的。如果你认错、服软，人家反而同情你。但是犯了错你还穷横，中国人是最不能容忍的。”一位当时在场的记者说。

这就是“中国通”服部。他的中国经验成为丰田中国战略不可缺少的助推器，也让他的丰田之路愈加开阔。这个时候，他又被看成日本人服部。

典型的例子就是广汽丰田的成立，以及丰田全球战略车型凯美瑞在广汽丰田的国产化。

“中国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华南、华东，南方我们没有生产基地，跟广汽合资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服部轻描淡写地说。

据一汽一位前高管称，一汽高层对丰田南下“极为震怒”，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服部这一招着实高明。“中国是一个强政府社会，跟政府关系最好最紧密的，在汽车界当然是一汽。在中国跟一个央企结盟，不论以后中国怎么变化，都有一种政治上的安全感。但是，因为央企比较强势，合作会有很多制约，于是再找一个比较弱势的地方国企，这样就可以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实现制约。这是一种日本式的智慧。”这位一汽前高管称。

服部更厉害之处在于，他准确拿捏到了一汽火力的尺度，知道一汽不会翻脸。“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历让服部对中国伙伴的承受能力了如指掌。他深知一汽的反击能力到底有多大，也了解中国人喜欢隐忍，关键时候只是说说而已，不会动真格的。”

服部因为这一点获得了丰田章男的信赖。当年丰田章男刚刚被提拔为常务董事主管中国业务，服部悦雄这种很有进攻性的中国策略为丰田章男在进一步的道路上增加了不少砝码。2009年6月，丰田章男成为丰田社长。此时，服部已经远远超出了退休的年龄，但仍然是丰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特别顾问和丰田中国总代表。

服部知道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有时候像中国人，有时候比日本人还日本人。一方面在中国社会耳濡目染几十年，对这个国度的社会生态了如指掌;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相当长时间的日本生活经历，为了适应日本公司，有时候又会矫枉过正。

至于到底更像哪个，“我觉得一半一半吧。都对，都不对。哈哈。”

一个老人的遗憾

“现在中国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快到3万亿美元了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丰田希望在北京建一个维修服务中心，进口零部件需要外汇额度，20万美元也要通过中央政府审批。中国这3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见证人。”服部毫不掩饰兴奋之情。

但中国的发展也有坏的一面。以前在北京出差，到了首都机场后，服部会把衣服放到接他的车上，自己换身跑步的衣服，兴致勃勃地从机场跑步到30公里以外的北京饭店。现在他只能在跑步机上跑了。“现在街上不敢跑，污染。丰田汽车也是‘犯人’哪。汽车有危险性，老年人想过马路，车也不让人。”

更让他叹气的是，“北京的朋友越来越少了。”要么离任、退休，要么回国，像他这样拥有如此之长的中国生涯的，少之又少。

不过，告别的时刻也不远了。

“服部的主要资源是在政府关系方面，他的使命是阶段性的。”他的老朋友说，“现在虽然政府关系也很重要，但丰田更多是功夫要花在商业、市场以及生产这块，他在这方面并不是非常专业的。”不过，“现在中国市场发展到这种程度，不用说外国人了，就算是中国人也很难完全了解。”对于最后一句话，服部深以为然。

服部的丰田岁月真的毫无遗憾?也不见得。他曾经有机会让丰田在中国的丰收来得更早更大一些。如果丰田对中国市场的重视能再早十年，服部还会是今天的服部吗?

“日本文化太规矩了，做一件事情要从下往上一层层报告，然后决策。我在丰田最底层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觉得这样效率太低了。像欧美、中国都是TOP- DOWN，上面做决策，下面执行。后来我就直接见丰田一把手，因为当时我的顶头上司不关心中国市场。如果他们关心中国市场，就会觉得越权。现在这样做就不行了。”

随着丰田在全球的扩张，服部的努力更多是石沉大海。

他觉得日本的企业文化很多时候还是开放度不够，可能是岛国的封闭性造成的，也可能根源于民族性。这不是一个服部或者丰田能解决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日本企业在全世界的竞争力会不断下跌，我们在世界上的份额就会越来越小。”

今年，服部67岁。虽然每天晚上坚持跑步，蒸桑拿，但是老年人的特征已经足够明显：背有点驼，说话表达有点罗嗦，看书时要戴上老花镜。

“对老年人来讲，还是东京比较舒服一些，交通方便，空气比较好，再加上老年人吃、喝、看病都比较方便，毕竟日本是老龄化社会，社会保障相对比中国健全。”他缓缓地说，像一个真正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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