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一汽设计科吕彦斌：跌宕酸楚的汽车生涯

原一汽设计科科长 吕彦斌

我今年87岁，体力和脑筋都不太灵光了，退下来20多年了。我只能讲讲当时我都干过啥，怎么干的，结果如何等等，再多的我也说不了。

我是天津人，父亲去世很早，接着我就去了伯父家，在北京上中学。快毕业时正赶上“七七事变”，我想上清华大学，但是当时较有名气的大学都搬走了，我不知道该上什么好，一些小的专科学校我又看不上。这样等了一两年吧，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哥哥说：“你过来吧。”然后，我就去了昆明。

说实话，我是冲着梁思诚去的。我喜欢建筑，在北京上了一年多的建筑学校，觉得水平不行，即使学出来将来也不怎么样，有人说梁去了西南联大，到了后才知道他和林徽因到四川李庄调研去了。那时西南联大还没建筑系，连土木工程系都没有，我就选择了机械系。

那时候上学真不容易。不知你们听说过代金没有，像我们从沦陷区出去的人都有这种代金。买书什么的用计算尺，毕业时贴个条就卖，卖也只能卖一点点钱。那时根本就没书，也没有纸，80%的学生都有兼职。我在一所女子师范学院当老师，同时也为学生服务处工作。

我干了很多事，帮人家画广告还被骗了。当时云南昆明正义路那边有个新天广告社，我去应聘，讲好条件后，他们叫我画3张画，一个月交，交时付钱。结果送画去时，这家广告社已经没了，找隔壁商店一问，才知道他们早就搬了家，而画画的纸张和涂料都还是我自己垫钱买的呢。

1946年我回到北京。为什么回来？因为我是工学院的，属于清华大学。当年清华大学开设建筑系，我在机械系还没毕业。我就去找系主任商量，我问，能不能让我多选学一些建筑系的课程？系主任同意了。

这一学又是两年，期间我尽量选梁思诚的课，像中国建筑史、外国建筑史、欧美建筑史等，还有就是建筑设计原理和建筑初级设计，基本上是建筑系的基础课。后来有人说我在清华大学念了两个系两个专业，实际上不是，我只选修了建筑系的部分课程，所以只能算是一个半系。

1948年9月，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汽车制配厂(现在的天津拖拉机厂，以下简称天津汽配厂)。在当时的情况下，汽配厂就算一个很不错的单位。在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当中，汽车和拖拉机都是大项目。这个厂专门做汽车配件，去的时候它还由国民党管制。

天津牌轿车

我在天津汽配厂干了4年多。我记得天津解放时大家都很高兴，领导就想将来能够上升为一个汽车制造厂。1951年我们做出了一台四缸汽油发动机，然后我们就想做轿车。当时的厂长对我说：“小吕，你来设计一辆轿车，发动机就用我们自己的。”现在来看，厂长也是外行，不懂技术，但有一点他很清楚，那就是将来做汽车肯定要比做配件好。

我当时想，这不是难为我吗？以前学校只有火车系，没有汽车系，我不懂啊。但既然厂长这么说了，我也只有硬着头皮上，毕竟我在建筑系学过建筑，还算有些底子。

我就从修理厂找来一个旧轿车底盘，画了一张轿车整车外形图。交图时，我想，只有外形图还是做不出整车来啊。于是，我又做了个1∶8的木头模型。

需要说明一下，清华大学有个特点，它不但要求学理论，还要会动手，我在学校上的钳工，动手能力还行，平常在家里也愿意做些飞机模型什么的，这些积累起来的经验正好用在了轿车模型上。

这个木头模型采用的是英制，后来的模型都是1∶5，属苏联制。做出来后，我请技术老师傅做实体。厂长开始催我了，他说：“咱们越早越好，早弄出样车，就可以往市政府报，为我们改造成汽车制造厂争取时间。”

我们用了一个多月做出了样车，然后往市里报捷。那时天津市市长是吴德，他是第一个试车的领导。天津市市区虽然小，马路还挺光滑。吴德坐在车上，司机带着他围市区绕了两圈。车还没牌子，也没人知道是什么车，市领导当场表扬了我们。

这辆轿车虽然能开能用，但用久了毛病就出来了。天津汽配厂最终也未能改成汽车厂，而是改成了拖拉机厂。

一直到1998年，天津拖拉机厂一位我认识的领导给我来了封信，上面写道：“你给我写写当初做这辆轿车的情况。”原来，天津市工业局要写天津工业史，局长认为我国第一辆轿车是天津做的，要我写这个过程。

你想想，都几十年过去了，很多情节我都快忘记了。但也有些事情我记得比较清楚，当初做车后尾灯时，需要做成长而透明的，而且一般用红黄两种颜色，但那时塑料不多。大家就一起想办法，后来就把天津出的大瓶鸵鸟牌墨水瓶切成两半，放在后面作尾灯。

还有一点，这个车用的是老车底盘，比较高，上车后容易碰脑袋。怎么办？我们一方面用上了车架，另一方面做成两级台阶，这样使轿车离地不会太高，同时也避免碰头。实际上，我在画设计图时，就考虑过这些因素。在做的过程中，也是边摸索边做边改。

1951年我们在天津做出轿车样车时，北京汽车筹备组已成立，它是在为建一汽做准备。汽车筹备组临时借调我去设计一款中国式吉普车，负责车架的刘金传让我仿照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生产的嘎斯67B——用它的底盘发动机，重新设计车身。因为有在天津做轿车的经验，我就先画了张三维图，然后根据图型做了三个形式各样的木头模型。

没想到的是，当我把模型交给时任筹备组组长的胡亮时，他告诉我这个项目不做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在汽车筹备组一共待了5个月。

中国人了不起

1953年7月10日，我被调到652厂(当时还不叫一汽)，就这样到了长春。那时652厂还是一片荒地，全厂都在为7月15日的奠基典礼做准备。

7月12日，中共中央来信，把毛主席为典礼的题词寄来了。毛泽东则题词是“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共有14个字。

当天晚上，副厂长孟少农把我叫到一边说：“老吕，我们要把毛主席的题词刻在奠基基石上，你来配合刻石匠做吧。”基石虽然早就准备好了，但还得根据题词计算基石的面积、字放多大、每个字的距离是多少。由于时间紧，再加上害怕返工，我们只好连夜赶时间。

7月15日那天，一汽挑选出6位新中国新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将基石放到基座上，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李岚清是其中之一。

在接奠基基石任务的同时，孟厂长还派给我另一个任务，当时长春市工程局正在建奠基典礼台，围了一个大场子，孟厂长让我设计会场的门脸。年龄大一些的可能还有些印象，在老的电视剧里也会出现这个镜头：中间是老房子，旁边两根大柱子，进门就是大影壁，我设计了一个正面的解放牌汽车车头，请木工一点点雕刻出来，上面好像写的是“奠基纪念大会堂”。

借鉴苏联的经验，一汽建立了各种管理机构。我被分配到设计部。不久，孟厂长从苏联回来，带了一套解放牌汽车生产图，但这个图不完整。孟厂长说：“有些地方还没设计完，但大致结构已经有了，希望大家学习一下这辆车的组织结构。”于是，我们就学这辆车的组织设计，当然也包括其他管理知识，学这些内容是为了配合开工生产。

1954年7月1日一汽厂的木工车间建立，也就是现在的车厢厂。孟厂长找到我说：“老吕，中国要到法国巴黎开第一个五年计划展览会，你画一张图吧。”

“什么内容？”

“涉及汽车的展示有两项，一项是整厂，也就是现在1号门里面那一片。厂房、设备、照明、管路、电缆做成沙盘模型，用彩色灯管照明，大概有半个屋子那么大。另一项是画解放牌汽车结构图，车是草绿色的，里面零部件可以用各种颜色。”孟厂长说。

“车都没有，我怎么画啊？”我问道。

“我给你一套图，要有立体感，要分颜色，零部件画得越多越好。”

我终于搞清楚了，孟厂长的要求是画解剖图，比如发动机的活塞环、传动齿轮、刹车系统、悬挂系统都要包括。“我没画过这种大图，再说这是解剖图，怎么画啊？”我再问道。

孟厂长笑道：“那你自己想办法吧。”

我被吓了一跳。尽管我在梁思诚那里学过透视图，但那是用来画房子的，再说离展会开幕就只剩两个月了。没办法，我就没日没夜地赶工期。就这样，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将画好的图交到孟厂长手中。由于时间紧急，也没怎么审查，就被发到北京去了。

过了几个月，参展的人回来了。我跑去打听，问他们：“咱们厂的这两项任务完成得如何？”

他们中的一位说的情况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参加展会的基本上都是外国人，中国人很少。来看的人都对那张立体图感兴趣，都来问那些小零部件是怎么画出来的。讲解员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画的，但说了半天他们也不相信，还认为是苏联援助的。

还好，有个对中国有印象的外国人说：“我相信这是中国人自己画的。”听了这话，大家都鼓起掌来，说“中国人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

纪念章和厂标

1955年，一汽的厂房还没盖好，孟厂长又交给我一个新任务。一汽厂不是1956年7月15日开工吗，他说：“你设计一个开工纪念章，到时候给大家一人发一个。”

我设计了几个方案，交给他审查。他挑选了一个，说：“你马上到上海去，找到以前刻袁大头的那位老师傅，让他按照图样把纪念章刻出来，你把模子带回来。”

我就从沈阳上车，换了几趟车，从天津到上海，找到那位老师傅。师傅姓陶，听我说明来意后，他说：“你要我刻人像没事，刻谁的都行，颧骨、牙齿、眼睛这些我都能满足你的需要，你只要拿相片来就行，但要刻汽车我可没这本事。”

在我的一再恳求下，陶师傅答应了。我在旁边配合他工作，告诉他哪些地方高，哪些地方低，哪些地方是直线，哪些地方用曲线。车厢外部的直线好刻，驾驶室和车头的曲线难度较高，刻了两三次才刻好。就这样，我们干了20天。试压满意后，我赶紧坐火车回来，把纪念章交给孟厂长。

1956年2月初，一汽同时任命包括我在内的三个科长：刘经传是底盘科科长；张曰迁是发动机科科长；我是设计处车身科科长。车身科人最多，又分为汽车造型组和附件组。刘后来担任过一汽副厂长，现已退休；张调往东风汽车。设计处改成了汽车研究所。

1956年7月15日一汽开工生产。10月17日厂里开大会感谢苏联专家对一汽的支援。在这个大会上，受国务院和周总理的委托，黄静部长带着锦旗和感谢信来厂慰问专家组，饶斌厂长代表一汽对专家组表示感谢，并送给他们每人一个镀金的纪念章。

后来，一汽又送给职工一人一个镀铬的纪念章。当时我也留了几个纪念章，下乡时不小心给弄丢了，去年在古玩市场花80元买了一个。

1957年，孟厂长让我设计一汽的厂徽和厂标。他在美国福特厂干过多年，对美国汽车结构很清楚。他说福特公司的标1910年就设计出来了，一直沿用到现在。“商标越老越值钱，尤其当你成了名牌后，别人一看到你的商标就会相信你这个车的质量，所以商标很重要。”

他这么一说，我也认为这事非同小可。我问他设计主题思想是什么，他说只要看起来易懂，能够体现国家民族形式就行。

我共设计了六七十个方案，领导也开会讨论研究多次，最后选中一个。他们说，今后一汽制订的工厂标准、生产的车型、重要零部件以及职工宿舍里，都必须刻上厂标。现在还有没有我不太清楚，但那时在解放牌汽车的连杆和螺丝帽上都有。

不过，虽然到处都能看到，但厂标形式并不统一。为此，我还打过好几次报告，要求统一厂标形象，但厂里却不太重视。

有中国字的轿车

1958年我们接到任务要做东风轿车，厂里要求我们仿照和自我设计相结合。设计处副处长史汝楫带上我和另一个工程师到北京去找样车，选中了法国希姆卡中级轿车：里面的结构不变，发动机用德国奔驰190，车身自己设计，孟厂长统一指导。

我们首先做小模型。做之前画效果图，外形用彩色，画好后让领导挑选合适的，做成1∶5的模型，这就是采用公制了，再交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