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促消费打造内需驱动型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工作重要方向，然而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全面复苏之际，居民消费数据的恢复长期滞后，最近更是出现了加速下滑态势，令人揪心。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8月份经济数据显示，8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395亿元，比上月大幅回落6个百分点，同比仅增长2.5%，两年复合增速为1.5%，比7月份回落2.1个百分点，下行较快。而刚刚公布的今年中秋假期国内旅游出游为8815.9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中秋假期的87.2%;旅游收入为371.49亿元，按可比口径仅恢复至2019年中秋假期的78.6%，人均旅游消费降幅不小。

很明显，疲弱的消费数据将进一步拖累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全年增速。因此，当前需要尽快扭转居民消费增速下行态势，确保经济持续复苏、增速保持平稳水平。

从消费数据疲软的原因来看，最直观就是近几个月的疫情反复，表现在数据上为餐饮消费和电影票房下滑较快。数据显示，8月餐饮收入同比下降4.5%，比7月下降18.8个百分点;中秋假期三天电影票房仅4.96亿元，较2019年的8.04亿元降幅高达近40%。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优化防疫政策，使之更加精准，非中高风险地区不随意停工、停产和关闭公共消费场所，将国内点状多发式的疫情影响范围降至最小，副作用降至最低。

当然，内需不振深层次的原因并非突发疫情所致。更重要且可能构成长期影响的原因包括疫情后中低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甚至下降、疫情对居民消费习惯的影响以及房地产市场变化等原因。

疫情加剧了收入分化，今年以来公布的居民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疫情后社零增速滞后，社会总需求不振。但富裕阶层的消费不降反增，去年以来国内豪华车、奢侈品及豪宅的销量均逆势大幅增加。

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举措是加大二次、三次分配力度，通过完善分配制度、优化分配格局，达到“提低、扩中、调高”目的，即调节高收入者，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以最为重要的税收调节为例，目前中国税收以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为主，国际盛行的房地产税、遗产税等直接税缺席，前者主要由消费者承担，后者则指向富裕阶层。未来有必要减轻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品需要支付的增值税，同时开征或提高直接税，并通过个人所得税继续“扩中、调高”。

至于疫情后居民消费习惯的改变，本质上是疫情后对未来不确定性担忧的增加，即“不敢消费”，而居民的后顾之忧主要体现在医疗、养老和教育等方面。

过去一段时间，决策者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包括大规模的集采旨在降低居民看病贵问题，教育领域的“双减”政策让居民不再有“教育焦虑”，目的都是减轻居民负担、解除消费的“后顾之忧”。未来在学前教育、照料儿童、失业及养老等方面还需要加大财政支持和政策保障，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提振内需。

此外，楼市的变化也有影响，比如疫情后一年多以来热点城市房价上涨，首套房贷利息增加，这都增加了居民的负担。对此，需要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力度，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居住权益;通过限价等政策稳房价、将居民首套房贷利息降至疫情前水平，减轻有住房消费需求的中等收入阶层负担。

可以说，当前居民消费增速降幅超乎想象，必须尽快因情施策、对症下药，通过消除影响居民消费的阻碍因素，提振内需，稳经济恢复和增长水平。

关键词： 居民消费 加速下行 促消费 内需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