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0日,查良镛先生在香港去世,享年94岁。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中充满感伤:一代大师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身后留下的还是那个江湖。
和许多人一样,我的学生时代也有打着手电彻夜读金庸小说,欲罢不能的强烈记忆。比许多人幸运的是,我曾在1998年和2006年两次专访他,地点就在他香港北角的办公室兼书房——那里有整排的落地窗,无敌海景。他对待接受采访很认真。记得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刚一坐下来,他就伸手“抢”走我的采访提纲!
真是不公平啊,哪有两个人过招,先把对方的招数预览一遍的?还好,我手里拿的并不是什么武林秘籍,只不过是一张字迹潦草的提纲,现在想起来,还让我觉得惭愧。第二次采访时我学乖了,所有的问题都记在了脑子里。他看着我摊出的双手,没招儿了。说起来好可爱,这位可以用语言创造出整个世界的大作家,却是一位嘴拙的受访人。他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口音,而且思维跳跃,句子常常不完整,让我这个采访人有时都替他着急,忍不住插嘴道:“您想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猜对,他就愈发着急起来,比划着手势试图重述。看到我依然困惑的表情,他自己都会不好意思地笑出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坦诚。他说自己一生中有很多误会: 年轻时曾一心想做外交家,却屡屡碰壁;做报人最用心写的是社论,不料却因写着玩的武侠小说享誉世界。他小说中每一个英雄都有内心的脆弱和迷失,而他也不讳言自己曾经有过痛不欲生的经历。
晚年曾想改写《鹿鼎记》结局
杨澜:查先生,很多人都在议论,说您正在修改自己的武侠小说,特别是《鹿鼎记》里韦小宝这个人物,好像您会对他的结局有所修改?
金庸:有过这个想法,改了七年,我全部改完了。《鹿鼎记》我酝酿很久,常常有很多年轻读者写信给我,说他最喜欢韦小宝,他想模仿韦小宝。虽然小说不是社会教科书,不一定要教人家怎么样做,但是如果社会影响不好的话,我觉得也是不好的,我希望读者看了我的小说之后受到良好的一种感染。我曾经想过把《鹿鼎记》的结局最后大大修改一下。韦小宝喜欢赌博,我想把他最后赌博遇到高手把钱输得很厉害;皇帝很宠幸他,但是后来他被一个老朋友抓到北京去见皇帝,把他收贿赂的事都倒出来;我想在他很倒霉的时候,太太也逃走了三四个人。我想让韦小宝倒霉的时候受点教训,但是有很多读者表示反对。
我一直主张写小说要表现人性,表现人的情感。韦小宝这种人在清朝的时候可能存在,民国可能存在,现在中国内地上有,台湾有,香港也有,在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韦小宝这种人还是有的。我写韦小宝这个人,写他这种个性,写他吹牛,他求生存,这种人好像几千年来几百年来就是这样子,是一种特别的现象。写韦小宝就想到鲁迅先生写阿Q,他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中国人性格中间最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求生存,只要人家打不死我,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要想自己要发达,什么事无所不为,什么手段都可以用。韦小宝就是,而且无往不利。我就写这种人,不一定要大家学,所以最后我想既然有这样一种人,我就不一定写他的结局很惨,因为这种人不大会输的。
(金庸最终并未修改韦小宝的结局,这也让很多“金迷”都长舒一口气。而在八岁那年第一次读武侠小说的金庸,又怎会料到日后的自己居然成了万千书迷心中功力最高的那位“帮主”。其实对于当初年幼的金庸来说,他最初的偶像并非是任何奇侠好汉,而就是自己的祖父查文清。)
武侠精神在侠不在武
杨澜:我记得八年前跟你做访问的时候,你曾经谈到过自己的祖父他在丹阳做县令,做知县,而且很快要升知府了。因为丹阳的教案,他庇护了当地百姓,所以辞官不做。应该说他对您幼年的所谓这种正义感,为民请命这种基本的价值观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金庸:不单单是祖父,而且从小受的教育,中国人教育都是教育做个好人,做正派的人,都不要做坏事。我祖父干了这个事情对我当然有切身的影响,我觉得做一个好人是天经地义应该做的,也不能说是希望做好事将来有好报,我今年八十岁,我自己人生经验就是做好事不一定有好报的。
杨澜:我们看到西方社会有他们的“蝙蝠侠”“蜘蛛侠”“超人”,中国也有这些飞檐走壁的英雄,所以有一些学者说武侠是中国人自我陶醉或者是自我麻痹的一种方法,其实根本就没有那样的出神入化的武功存在,是不是因为中国人一直很自卑,所以需要有这些超现实的英雄来拯救我们?
金庸:我想这些人不懂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并不是表面上好像有着武功,或者一些奇怪的技能。武侠小说精神在侠,不是武字,侠就是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人家主持正义,这种精神在社会上永远存在的,永远有的,这种侠的精神永远存在的。武功只不过是武侠小说细节化的内容,一种表现方式而已。太注重武功的话,说明这种人对武侠小说完全不了解的。
杨澜:作为人生的境界来说,您现在最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种境界是什么?
金庸: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希望把学业告一个段落之后,那么平平淡淡过生活,过一点清闲的生活,能够游山玩水一下。
杨澜:回顾自己的一生,您觉得自己的这一生成功吗?
金庸:我觉得不能说成功,只能觉得自己一生运气还不错,蛮好的,碰到一些关键问题,常常自己做的选择做得比较好的,都对自己有利的。
金大侠的痛苦和遗憾
杨澜:您说这一辈子没有对谁不起,只是婚外情令您至今内疚。
金庸:其他事情好像是问心无愧,朋友也好,子女也好,好像都对他得起,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唯一觉得良心不好过的,就是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我有婚外情,我对她不起。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也没办法补救了。婚外情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没有去控制自己感情,所以也觉得对不起人,这不对的,不好的。此后我一直想接近她,想帮助她,她拒绝,她不愿意见我,我通过儿子去照顾她,她也不愿意见,她情愿独立。她去世之后还有相当多的财产都分给了三个子女。
杨澜:这件事情是你一辈子很大的遗憾吗?
金庸:我觉得遗憾。
杨澜:儿子19 岁去世对你的打击也是很大的,那个痛苦要到多少年才过去?
金庸:一直要到我真的学佛教,对人生比较了解多一点了才过去,大概要三四年。我儿子去世之后大概三年四年,我一直研究佛教,从佛教里面得到的智慧。就自己个人的痛苦而言,其实每个人都有一样的痛苦,你是避免不了的。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的时候。但我没有诉苦,我自己个人是很保守的,什么感情都放在自己心里。
晚年醉心于研究历史和佛法的查先生,想必把人生看开了很多。他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隐士情节,而他也想在平平淡淡中度过余生。他早已看透了名利那些事,也不想再争辩什么。我愿意相信,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平静安详的。沧海一声笑。那个打打杀杀热闹非凡的江湖,看到的,是他绝尘而去的背影。
(对话内容选自2006年《杨澜访谈录》金庸先生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