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案背后的天价进口车配额

　　8月22日，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在法庭上，公诉人提起的起诉书中指控薄熙来曾在2002年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申请进口汽车配额等事项上提供帮助。证人证词称，其中一名相关人员从24个进口汽车配额中得到85万元人民币回报。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进口车配额重新走入人们的视线。

　　进口配额制对处于发展初期的汽车工业起到了保护作用

　　进口配额制度是一国政府规定该国某种商品在一定时期内的进口数量或金额的最高额度，以进行进口商品管理和限制的一种行政手段。汽车进口配额是中央一级统一分配的，所有的企业都要到外经贸部领取配额，外经贸部根据各地申报企业的具体情况，决定哪些企业能获得许可证，每一个许可证获得多少配额。配额制度通过相对强硬的手段限制进口量，对市场的影响不言而喻。然而，对进口汽车实施配额制，在客观上对保护和培育汽车工业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我国汽车工业尚处发展初期，产品难以与国外同类产品抗衡，可以说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如果放开进口车市场，无疑将本土汽车工业造成巨大冲击。

　　配额制为中国汽车工业争取的“缓冲期”，使国内企业得以在相对温和的竞争中积累经验，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为迎接开放后的激烈的国际化竞争赢得宝贵的时间。而且，配额制对进口数量的限制，再加上国内庞大的潜在市场和较低的制造成本，也使各大跨国公司纷纷来华寻找整车投资机会，为车市后来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配额制度的弊端使暗箱操作和非法交易成为可能

　　从2002年起，我国进口车配额金额从60亿美元起步，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然而，面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进口车配额的稀缺性并未减少。有报道称，在2002年6月的北京国际车展上，奥迪中国公司几乎连展出的样车都找不到，而同期其经销商几千平方米的展厅里也几乎是空无一物。尽管如今已难以对上述报道的真实性进行核实，但当时进口车配额的不足可见一斑。可以说，这正是带有计划色彩的配额制度在面对市场需求时的一大弊端。

　　市场对进口车的强烈需求，使得汽车经销商愿意为了获得一纸进口许可证支付天价金额。而巨大的利益诱惑，更是令部分掌握进口车配额的人员铤而走险。据媒体报道，最高峰时通过非法交易的汽车进口许可证被炒到了15万元，一般的也能卖到10万元。如果按照这个价格，薄熙来被指控经手的24个进口配额在当时就能卖到240万元以上。

　　取消配额制度的汽车进口并未真正“松绑”

　　尽管配额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国内产业，但与此同时也极大限制了国际贸易，也是主要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因此，在申请加入WTO的谈判中，申请国家或地区几乎都被要求大幅减少或取消配额，我国同样如此。在经过数轮谈判后，我国最终确定于2005年1月1日取消汽车进口配额，取而代之的是汽车产品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在进口汽车数量上不再做出特别的限制。

　　对进口汽车数量限制的取消，并不意味着汽车进口的全面“松绑”。同年出台的《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通过强化厂家在汽车销售方面的控制地位，反而使汽车进口的门槛进一步提高。平心而论，《办法》对于规范进口车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取消进口车配额初期显得尤其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对汽车厂家话语权的极大增强，也带来诸如厂家“一家独大”的问题。《办法》颁布后，国际汽车厂商纷纷成立外方独资的销售公司作为汽车品牌总经销商。原有的进口车经销商，或转为汽车厂家的授权经销商，或推出进口车销售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进口车销售的限制，从来自政府层面的配额，转变为来自汽车厂家的授权，这也成为目前针对进口车是否存在垄断的争论核心所在。

　　结语

　　进口汽车配额对汽车业所起的贡献，与它所带来的暗箱操作弊端同样突出。其实，目前由“厂家主导”的签发制何尝不是如此。要求一种制度在市场环境中“以不变应万变”，本就是不现实的。对于相关政策制定和行业主管部门来说，如何使相关政策和规定与时俱进，是应该仔细研究和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