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电话
“兄弟,别认为我这个人古怪,平时我不是这样的。其实想见一见你的想法,一半出于《时代商报》上的那篇文章,另一半原因,是在去年的今天,我的一个好哥们儿再也飙不动了……”初识郝建东,是在他一个人操持并只有他一个人参加的一场祭奠活动中,给记者的感觉是,在那种情境之下,这位沈阳地下赛车界曾经的“风云人物”特别愿意诉说。
9月4日,已是凌晨两点多了,本报热线电话接线员突然给记者打来电话:“一个男的指名要找你,请他留下电话也不留,只留下一句话,说如果你对非法改装车的事情还有兴趣,就赶快到大西路上××酒吧找他,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会不会是有人在搞恶作剧?会不会是一个骗局?但因为记者多日来一直在想办法找“地下赛车手”,所以思量再三,决定前往“神秘人物”指定的见面地点。
来到酒吧,已将近凌晨3时了。记者注意到,一张小桌旁坐着一个二十八九岁的男子,桌上除了一瓶没有开启的红酒和几张照片外,还有一根白蜡烛,这使得该男子在酒吧里显得很扎眼。
“你就是于记者吧,我叫郝建东,我知道你一定会来,因为我能肯定,你们关注非法改装车,就不能不关注我们。”
接下来,郝建东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去年的今天,也是这个时候,在沈阳东出口的东陵路上,一辆改装后的“富士”轿车撞上了一辆行驶中的大货车,“富士”轿车司机当场死亡,刹车痕迹拉出了100多米长,车辆当场报废。
“死的那个人叫郭华,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东陵一个汽修厂的老板,平时我们就总一起飙车。这个圈子里,我只佩服他一个人。我们每次飙完车,或各自胜利后,就会来这个酒吧喝红酒。但谁也没想到,那天,是他最后一次飙车。他不缺钱,只是求一种感觉、一种刺激。”郝建东诉说着,情绪低沉。那天,郝建东是在祭奠自己的好友。
“我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而且我们现在只是一面之交,但是今天你能来,我觉得我们可以处一处。”郝建东接着说,“今天我不会和你说太多,要是你还有兴趣的话,明天下半夜,你去西二环找我。记住,别带其他东西!”
感受极限一次生命的历险
“飙起来后,迈路(车速)表就没用了,你只管去开,想速度反而会影响你的车速。”说完,车飞驰起来,郝建东就什么也不再说了。这是一种用任何词汇形容都慢得太多的速度,记者怀疑,如果给郝建东狂飙到了极限的赛车上按个翅膀,它会不会飞起来。
按照约定时间,9月5日深夜,记者赶到西二环。可是从凌晨2时等到3时,连郝建东的影子也没有。就在记者准备离开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记者身边,从上面下来的,正是郝建东。
“哥们儿,对不起。”头天晚上从没露出过笑容的他笑了。郝建东失约不是故意的。当晚快半夜的时候,他就动身了,可在路上,他感觉车子的左前侧声音不对,将车子开回修配厂后才
发现,左前减震上的一颗镙丝裂了,之后,他将车子减震上的所有镙丝都卸下检查了一遍。
“不行啊,哥们儿,别人看到的是我们的速度和激情,可只有我们自己清楚,我们方向盘上握着的是自己的命啊!明天吧,东西快速干道。”郝建东再约记者。
9月7日凌晨2时左右,当记者赶到东西快速干道兴华街上桥口时,见马路上赫然立着两块“前方施工请绕行”的临时市政路牌,将上桥口方向的道路完全堵死,并有几个人在牌子旁边示意过往车辆绕行。
突然,前面不远处传来两声汽车马达轰鸣,郝建东站在一辆轿车旁向记者招手,他的装束整个就是一个F1赛车手的翻版,身边是辆“宝莱”。“这就是改装过的‘赛车’,涡轮增压,改装进排气,高压线,点火器,轮骰什么都有……”说着,郝建东邀记者上车。
记者发现,车里的装备也已经不是“原配”了。没有通常的仪表盘,只有两个大号的车速表和转速表,车内加装了防滚杠,安全带也比普通车辆多了两道,方向盘比正常的小一圈,上面的标识是“1:1”。
“看见旁边的‘
菲亚特’没有?也是改过的,排量从1.6改到了2.0,一会儿就飙它。”郝建东告诉记者。
凌晨2时10分左右,两辆车的引擎轰鸣频率开始加快,郝建东突然猛抬离合器“飞”了出去,旁边的“菲亚特”也同时冲了出去。记者感到被一股极强的力量牢牢地推靠在了副驾驶的座椅上,试图扭头看看那辆“菲亚特”,可是头还没有转过来,就已感到一阵旋晕。
转眼间,两辆车都已冲过了公和立交桥,郝建东的“宝莱”,时速从0公里上升到100公里仅用了四五秒。普通车辆是在发动机超过3000转左右的时候换挡,而郝建东的车每一次换档发动机转数都在6000转以上。
东西快速干道上有多个道口,他们只是在一个道口违规设置了临时路牌,别的道口照样有车上道,所以在当天的比赛中,大概遇到了近20辆车。过了黄河大街交通岗之后,“宝莱”利用一个轻盈的弯道技术超过了“菲亚特”。接下来,在普通车辆和司机看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连续之字形超车,被郝建东一个挨一个地完成。为了不降低车速,每次踩刹车的时候,郝建东几乎都是离合、刹车和油门一起踩。车子驶过横街交通岗后,郝建东还利用几个角度较大的弯,为记者表演了“飘移”绝技。
“宝莱”率先在沈海热电厂驶下了东西快速干道,记者一看表———刚刚3分钟过一点。从车上下来后,记者根本来不及回味极限感受,双脚着地后的第一感觉就是想吐。而郝建东下车后,却异常轻松,只淡淡地说:“哥们儿,你先走吧,我还有事。”
幕后揭秘一只暴利的黑手
其实,对于一些“圈内人士”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共识”和“公开的秘密”———地下赛车往往与不菲的筹码和赌博捆绑在一起,用以驱动这项运动的,是一种背后的能量。
这种比赛没有白赢的,当晚郝建东赢了2万元。据介绍,地下赛车手通常的比赛奖金在一两万元左右,而当受邀到外省比赛时,最高奖金可达10万元。即便是这样,许多与郝建东一样参加地下赛车的人,往往都处于赌局链条中最“瘦”的一环。
“地下赛车,十赛九赌。”经多方了解,记者得知,链条的最“粗壮”处自然是“庄家”,“庄家”手中掌握着大量赛车手、车辆和下注者人群,有时允许赛车手自带车辆,有时也提供赛车。地下赛车的下注者一般都是手中握有“一定数量”的闲散资金,而且对赛车有一定或很高兴趣的人。这些人下注一般都在2万到5万之间,也有更高的,赔率也在一两倍以上。圈内人告诉记者,每场地下赛车过后,“庄家”少则由入十几万,多则几十万。“我们赛一场最多也就能赢一两万元,但是车子每赛完一场,肯定要大修一次,搞不好得花上个万把块钱。但如果输了呢?这钱庄家能给拿吗?”
地下赛车下注很隐蔽,往往只是一个电话的事。如果没有熟人引见,外人是加入不到这个圈子里去的。与此同时,“庄家”和赌客都很“讲究”,赢了,“庄家”会把钱汇到你的账户;输了,也会在规定时间内(通常不会超过两天),把钱汇到“庄家”账户。
特别关照一种缺憾的人生
就这样,地下赛车手们拽着“暴利游戏”的尾巴,一路急驰进了社会高收入阶层,但是了解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不完整的,他们几乎不攒钱,交了女朋友也几乎不敢结婚。
类型一:不攒钱。这类人占到了整个地下赛车手总数的80%以上。每个地下赛车手心里都很清楚,他们虽然在路上“脚踩三块铁”,但是每只脚都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指的是“生死之门”)。在城市街路上把普通车辆开到时速一百四五十公里以上,经过改装的车辆在大二环和东西快速干道上开到时速一百八九十公里以上,到底意味着什么?这里面的深意,只有地下赛车手们才知道。所以在每场比赛后,除了修理、保养车辆外,他们都把钱用在了吃、喝、玩、乐上。
类型二:交女朋友却不敢结婚。他们深知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危险性,从不去“连累”别人,更何况是自己所爱的人呢。但当一个地下赛车手决定投身爱情的时候,也就到了他们与非法改装车和玩命狂飙说再见的时候了。
那晚,记者曾想和郝建东建立长期联系,可郝建东却说“没必要了。”并且抚摸着“赛车”无限留恋地说了一句话:“哥们儿,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类型三:朋友越来越少。赛车手们因为生活规律和习惯与普通人不同,所以大多数人的朋友都是“圈里的”。据了解,自从1995年之后,受南方一些城市的影响,地下赛车开始出现在沈阳,当时的摩托车手在200人左右,汽车车手在100人左右。至今,10年左右的时间过去了,摩托车手几乎换了一拨“新人”,用他们的“行话”来说,就是“差不多都飞出去了。”而原来的汽车车手也只剩下了不到三五十人,这其中,有的是因为惧怕“车祸”而退出的,有的是落下了残疾而不得不退出,有的则是因此而离开了人世。
深层反思一个产业的迷惘
在地下赛车手的背后,蕴涵着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在采访中,许多人都把“地下赛车手”称为“地上矿工”,称他们是“在黑暗中淘黑金”,称“他们的生命所受到的威胁,比私挖滥采的小煤矿的矿工更大!”
那么到底是什么催生了“地下赛车手”这一行当?又是什么驱使着他们在“暴利游戏”的链条中迷而忘返呢?
辽宁省超级赛车运动俱乐部———我省惟一一家有合法组队比赛身份的机构的法人张希昌讲,西方的车文化形成已经将近百年了,而在我国才刚刚起步不久。目前我们身边的汽车产业和汽车文化还不是很“健全”,物质、精神上庞大的市场需求与不是很成形的行业发展的规范和引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冲突。以各个修配厂为依托的众多“非法赛车俱乐部”资质和水平良莠不齐。这种情况下,地下赛车,甚至是跨地区地下非法赛车时常出现。
然而“正规军”的境遇又如何呢?“现在举办正规比赛太难了,市场环境,场地条件,资金缺口等等,不利条件太多了。”张希昌说。
在采访中,交警有关人员告诉记者,按规定严禁街头飙车,但他们对此基本是束手无策,因为这一切发生的时间太短了,即便有时发现了,但按照当时的车速,也无从追赶。加之为了安全,有关部门早已规定,遇到类似情况,不得追赶。(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时代商报记者于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