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众集团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人事调整，其中备受瞩目的无疑是刚刚经历“DSG”事件的中国区，现任中国区CEO倪凯铭将被调离，取代他的是集团管理董事会成员海兹曼，之前负责商用车业务。倪凯铭的去职距他上任不到两年的时间，而其前任范安德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五年。

　　倪凯铭要离开中国，但这显然不是他的个人选择，一般情况下车企高层的任期都在五年左右。虽然大众汽车集团总部说这是正常调整，但在中国市场，在接手中国业务的一年多，大众中国销量和利润继续翻番，但由于在大众最引以为傲的DSG产品上的折戟，另外倪凯铭没有取得像他的前任范安德那样卓越的成绩，使得倪凯铭不得不为此“负责”。

　　1、前任范安德五年任期业绩斐然

　　2005年范安德受命于危难之际，那时的大众经历着进入中国20年来首度亏损，市场老大地位被通用超越，5年后他交出了一份近似完美的答卷：重回老大、销量翻番，中国超越德国本土成为大众全球最大的市场。而正是中国的业绩，让范安德走向了斯柯达董事会主席的新职位。

　　范安德来华后发布的首个战略——奥林匹克计划，希望通过一系列资源整合的工作，将大众品牌在华占有率锁定在18%。同时，为了平衡两个合作伙伴，范安德承诺：“在2009年之前，将按中国市场的需求，设计和开发10-12种新车型。”而随着斯柯达品牌导入以及朗逸、新宝来等车型的推出，南北大众的矛盾趋于缓和，正因为如此大众在中国市场的业绩逐年高速增长。为此范安德又公布了更宏伟的、时间跨度达十年的“2018年战略”，目标直指200万辆。

　　范安德在任期内另一个业绩就是“动力总成战略”，这也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希望通过国产代表大众最先进动力总成技术的TSI涡轮增压发动机和DSG双离合变速箱，以及推广柴油车的方式，使大众主要车型的油耗和排放都降低20%以上。实际上柴油车在中国由于限制较多并不成功，DSG由此被提升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为此，大众在中国建立了变速器工厂即大连工厂，于2010年正式投产，总投资1.7亿欧元，是大众汽车在德国以外惟一一家生产双离合自动变速器的基地。第一期工程规划产能为30万台，二期扩产后将达到60万台。由此不难看出大众想要让DSG在中国市场有着怎样的地位，而包括范安德在内的大众高层也没有意料到问题会在2011年爆发，进而导致了新任CEO倪凯铭的下课。

　　2、倪凯铭被DSG拖累 任期不足两年即下课

　　应该说中国市场一直按照大众的预期走向前进，包括涡轮增压+DSG的动力组合备受消费者青睐，甚至中国对于节能车的补贴政策，大众也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因此大众在中国继续放开手脚大力开拓，包括公布新的“华南战略”抢占曾经被日系品牌把控的南方市场，以及导入旗下另一个品牌西雅特等等，因为范安德的继任者倪凯铭是信心满满的。

　　另外倪凯铭来到中国市场，它的专业背景也是原因之一。倪凯铭早年在德国多特蒙德和杜伊斯堡大学主修电气工程，获得博士学位。1989~1993年，他在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从事汽车电子设备研究工作，他是电动汽车专家。而大众继DSG之后将推行电动车战略，根据规划首款国产大众电动汽车将于2013和2014年间下线，因此倪凯铭同样是肩负重任而来。

　　可是事事难料，时间指向2012年之际，中国消费者对大众DSG变速箱“无法挂挡，车辆无法行驶”的投诉集中爆发。国家质检总局于3月14日约谈大众相关负责人，要求尽快给出解决措施，并在4月发布公告公开征集大众汽车DSG变速器故障信息，以对故障做进一步调查。为了解决DSG问题，大众中国延长DSG质保至10年或16万公里(两者以先到者为准)，但是由此也引发了相关保养问题。

　　但据了解，DSG问题南北大众早已向大众中国汇报，但迟迟得不到相关的反馈，最终导致大规模爆发，令一直顺风顺水的大众在中国市场十分被动，进而引发了大众集团董事会主席文德恩对倪凯铭的不满，DSG事件至少令大众损失4亿欧元，折合人民币高达32亿元，这最终导致了还未在电动车领域大展拳脚的倪凯铭黯然下课。

　　3、海兹曼任重道远 引入新品权衡南北大众

　　作为倪凯铭接任者的海兹曼虽然没有正式履新，但他看到前两任的不同境遇之后，应该说会倍感压力，而中国市场在经历了高速发展期后，正在逐步降速，但依照大众的2018战略来看，大众在中国还是需要高速发展的，这就要靠南北大众两个合作伙伴了，如何权衡各方的利益关系将是摆在他面前的头等大事，当然新产品是一个不错制衡方法，但在后“DSG”时代大众还需谨慎，避免出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