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技术的使用者懂得自我限权 懂得自我保护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20-12-02 09:54:55

时代奔涌向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快速迭代。10年前智能手机刚刚普及时,流行的说法是“掌上生活”,诸如“掌上银行”“掌上营业厅”的应用几乎成为每个人的“装机必备”。

如今,“掌上XX”已经是个足以暴露年龄的词语。最新的概念是“智慧XX”,往大了说,有“智慧城市”“智慧健康”,往小了说,有“智慧小区”“智慧电视”“智慧马桶”。看起来万物皆可“智慧”,似乎什么事物只要冠之以“智慧”二字,就意味着使用了高大上的技术,顺应了最新的潮流。

去年7月,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搞了个“智慧旅游”,其中一个重要做法是引入人脸识别技术。园方的这次“升级”可谓顺势而为,大多数游客也都选择了接受,但还是免不了出现了“刺儿头”——刚刚办理年卡的用户郭兵不买账,他拒绝录入面部信息,并要求退卡,遭到园方拒绝后,还把事情“闹”上了法庭。

“刺儿头”不止郭兵一个。清华大学教授劳东燕,在自家小区要安装人脸识别门禁系统,需要业主提供证件和采集人脸信息时,她也选择了说“不”——相比普通人,她和郭兵都是法律学者,对权利更加敏感。

和“智慧”一样,人脸识别也是个火热的概念。日常场景中,我们已经习惯了消费刷脸支付、上班刷脸打卡,或者乘火车刷脸验票时,把脸对准摄像头的取景框。

相比其他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人脸识别能更好地兼容准确性和便利性。人们不用在冬天打完酱油后,脱下手套用指纹识别付款,而一个人的声音要比面貌更容易变化,声纹识别一直都是个小众的应用。

不可否认,人脸识别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管理的水平和效率。事实上,这项技术发明之初,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们的安全,更好地服务人们的生活。

在现代社会,人们需要为了公共利益让渡一些私人权利,比如乘飞机时我们要接受人脸识别的验证,要被安全检查。但在一些私领域,新技术存在被滥用的风险。

我们认同乘飞机需要严格的安全保障,也相信海关系统能管理好我们的身份信息。可一个小区或者一座动物园是否有采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必要,以及是否有管理数据、确保数据安全的能力,值得怀疑。

这串数据的背后,可能还有整个人的“身份”信息:住址、财产数额和行为偏好。一旦泄露,后果非常严重。或许你在某次求职被刷掉时,还不知自己已经被系统评分,遭受了某种算法的歧视。

除此之外,在时代的潮水中,还有些水滴被忽略、遗忘。前几日,一位94岁的老人去银行激活社保卡,因为行动不便,家人把她抱起来对着摄像头做人脸识别。老年人是个庞大的群体,也更易“数字贫困”,当老人在银行被家人抱起来时,这项高大上的技术传达出的是冷漠和傲慢,与公共利益相去甚远。

这是个提倡科学和创新的时代,很多时候“技术即正义”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对普通人来说,除了拥抱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似乎没有太多选择。毕竟有时我们还来不及审视,它就已经渗透到生活的角角落落。试想某天,你在某个街角做一些私人的、无碍公共利益的事情,却被一个隐蔽的摄像头拍到,而它对你的身份一清二楚。

有时我们已经习惯了让渡自己的权利,甚至对权利被侵犯感到麻木。长久以来,服从大多数都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别人不都没说什么”往往会成为说服自己不要出头的理由。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在看到小区公告时,曾把人脸识别的信息泄露风险发到几百人的业主群,但回应者寥寥。

从这点看,我们需要郭兵和劳东燕这样的“刺儿头”,需要他们的较真。在关系到自身权益时,每个人都有提出质疑和拒绝的权利,哪怕面对的是所有人都认可的“事实”。

法院最终判了郭兵胜诉,也认定了动物园收集面部特征信息的做法不具有必要性。这是郭兵个人的胜利,是对敢于说“不”者的最好回馈。

前不久,《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项草案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划定了边界,通过后有望给一路狂奔的新技术套上监管的笼头。

退一步说,法律是最后的救济途径,在此之前,唯有每一个机构和个人都开始尊重权利,技术才能拥有正确的价值取向,而不会成为作恶的帮凶,甚至最终被技术反噬。

期望技术的使用者懂得自我限权,对个人身份信息,能不收集就不收集,能少收集就少收集。也期望郭兵未来不再被有的人当作“刺儿头”,而是一个普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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