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在佛冈拿到了他的第二个国际组年度总冠军之后的几个小时，记者去敲门时，韩寒刚刚匆匆忙忙洗了个澡，从电视镜头里你会看到，李微刚刚用香槟酒给他浇了个透，但记者仍能闻见他头发上的香槟味。其实记者身上和镜头上的酒味也不小，而且还没顾得上清理。这真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时刻，从记者采访赛车以来，还从未见过哪个车队可以把一个分站可能拿到的积分都给拿全了，但他们——
斯巴鲁车队真的做到了，24分，这绝对是个奇迹。然后记者坐在奇迹面前打开录音笔，开始了与“奇迹先生”的对话。
我没有遭受什么磨难《竞周刊》：就从你那句广为流传的歌词说起吧，最好的年代还是最坏的年代？我拿它作了书名。对于你来说2004到2011年的7年间，也就是我们这本书所记载的时段里，你从菜鸟成为场地和拉力的双料总冠军，而且今天正好又拿了一个总冠军。在这个过程中遭受了相当大的磨难，比如说屡次遭受处罚，对你来说这7年该怎么评价？
韩寒：其实我倒不觉得遭受了什么磨难，那顶多叫一些困难或者是比较倒霉。但是相比之下你也有不困难的时候，也有很顺利的时候，还有人家比你更倒霉的时候，所以我真的不能说是磨难。说磨难似乎是某些选秀歌手的专利，印象中他们特别喜欢拿自己以前受的小小苦难，给人端盘子或者什么的来衬托自己从小志向高远。其实谁不是这样过来的呢？所以，我不觉得有过什么磨难。
《竞周刊》：徐浪的去世对你算是一件大事吗？
韩寒：这个当然算，徐浪的去世，包括冬冬的去世都算。但是我可能把它自然而然就排除到赛车外面了，这属于人生里的事情了，而真正跟赛车有关的倒真的没有对我构成什么影响。
《竞周刊》：你已经没有了对手，那么接下来的比赛意义又在哪里？如果以后的每一站你都能轻松获胜，是否还会有那么大的兴趣去比赛？
韩寒：一个是因为我对拉力的喜欢，另外一个是我至今都特别高兴的，就是2009年拿总冠军的那次冬冬还在，虽然2010年输给了他。就像冬冬最看重的奖杯是徐浪健在的时候他拿到的总年度冠军一样。那个含金量是不一样的，可能对于外人来说他不觉得，你可能发新闻稿，不知道的观众、读者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业内来说，它的含金量不一样。这就像一个球队一样，你跟中国队踢进个球，然后跟巴萨踢也进个球，这两个进球的分量是绝对不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我没有一个可以持续的稳定的施加压力的对手，可能这一站是徐俊、下一站是老魏，要不然冒出来一个在这两个赛段忽然间跑得很快的那种。但是可能总体来说，一整年都能对我施加压力的对手的确现在还没有。但是他们也会很快的成长起来，包括李微也会很快的，王睿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没有发挥出来的对手。我觉得我还并不能说没有对手什么的，而且不管怎样去年我只拿了一个分站冠军，还拿了四个第二，这种成绩不能说没有对手。虽然有很多运气的问题，很小的机械故障的成分在里面，但拉力赛一切都很难说。
《竞周刊》：吓唬吓唬你吧，据说“谁领跑中国拉力赛，上帝就要带走谁！ ”你是否听说过这个魔咒？是否会为此感到恐惧？
韩寒：所以我就觉得差不多就行了，别做到领跑得太厉害，就假装还有些竞争，所以我觉得去年拿了四个分站第二是向上帝证明：我没有领跑啊，不关我的事。而且我觉得好多是命运的巧合在里面，而且徐浪和冬冬他们的去世跟拉力没有关系，只是他们的离去比较奇怪。
《竞周刊》：你的奖杯如此之多，你会如何对待它们？挑选最有纪念意义的陈列还是一股脑送回老家？你是否会经常擦拭它们？想起它们的来历和那些经典的赛事？
韩寒：我不大喜欢收集奖杯的，我家里奖杯应该都是不齐的，零零碎碎的，去年的奖杯可能我一个都没有带回家过。但是主要原因是奖杯太难看了，我宁愿回家复制一个，或者有的时候就忘了。我也不知道去哪了。我觉得对于人来说可能履历是最重要的，奖杯都是装饰品，但是新房子的装修还是需要一些装饰品的，有的时候觉得放着好看。比如对舒马赫来说，他可能有一间屋子装满了奖杯，并不是说因为他有多么的贪恋这些名誉，对于车手来说，这些就像古时打仗，你可能杀掉对方一个将军，你把他的盔甲拿过来作为装饰品，并不是想要炫耀自己，或者看着这些沉醉，真的是他在战场上留下来的东西。看着它们，自己会有一种勾起某些回忆的那种感觉。我可能会复制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奖杯，或者说送给朋友。
写作赛车各占5%，90%用来玩
《竞周刊》：七年前第一次采访你的时候，当时说的是赛车与写作的比例是95%，只有5%写作，过了7年这个比例调整到什么样的状态？
韩寒：那两样各占5%，另外90%都用来玩。
《竞周刊》：我认为你的写作类似一个W型，三个制高点分别是《三重门》、《他的国》和《1988》，你是否认可这个评价？
韩寒：我觉得应该算《三重门》、《
长安乱》和《1988》。《他的国》也是挺不错的一本，其实都还不错，但又没有特别好的，我觉得不算一个W型，也不能算一个V型，我觉得是一个说不清楚的型(画波浪线)。
《竞周刊》：那你对自己哪部作品更偏爱一些？
韩寒：现在是喜欢《1988》多一些，因为新，印象也更深刻一些，新的总是喜欢的多一些。
《竞周刊》：你认为对社会的影响《1988》也要比《三重门》更大一些吗？
韩寒：这个倒是不一定，因为对社会的影响是由社会来评价的。在写《三重门》的时候，当时人们的娱乐方式没那么多，可能畅销书的影响力更大一点，但是写《1988》的时候书的影响力已经降的很低了，各种各样大家玩的东西非常多，各种话题已经不会保留很久了。《竞周刊》：左小龙就是《他的国》男一号，骑个摩托车跑来跑去又总是找不到出路，迷惘代代相传的？
韩寒：其实小说中的主人公没有明显的偏好，而且并不算刻画得比较成功的主人公形象，但我下一本书的主人公会特别好，我觉得一定会写的很好，我未来三本书都写这一个人。《竞周刊》：在你的作品中，总是有一个清秀而精致的小美女，从SUSAN、喜乐到陈露、麦片、泥巴以及 《1988》中那个有众多名字的妓女，无论她从事怎样的工作，都能令人感觉到美好，这寄托了你怎样的人生理想？
韩寒：寄托我对女孩子的一种期望，因为我是特别讨厌两面三刀、招蜂引蝶、朝三暮四的那种女人，特别特别讨厌。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没有办法，如果一个姑娘不好你写的时候都会带着一种厌恶的心情去写。这跟主人公又不一样，我写小说，作为写作者，我应该客观地去写一个人，我不能说这种姑娘是不好的，在出场的时候就带着一种厌恶的气息，那样不好。
《竞周刊》：我看你早期作品尤其从《三重门》到《长安乱》的时候，总是追求语言的幽默华丽，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可能每隔几行就得把读者逗的哈哈大笑，感觉你很刻意地追求这样一种效果。但是到后期作品中则以厚重凝练见长，尤其《1988》这种平铺直叙的，写的很朴实的，就不再追求那种“笑果”。这种风格的转变是怎样形成的？当你放弃了对文字的精细雕琢之后，是否有了创作的更广阔空间？
韩寒：因为它有一个过程，以前是追求某一两个弯的弯速，到后来追求赛段时间，到现在追求的是整场比赛，可能诉求不一样。那个时候觉得恨不得每一页，每一段落都得特别出色，这样写一方面很累很费脑子，另一方面读者看着也累。而且有的时候是为了插进去写一个好词好句好段子，情节就故意往那边带着走，但是现在不会了，现在这么写就会轻松很多，会有更多的自我表达。
小说带给你听歌的感觉《竞周刊》：我把你定位为车手和作家的两位一体，但是现在我也逐渐修改了自己的观点，我说你现在是作家、车手和博主三位一体，其中成就最高的是你的博客，你自己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韩寒：提到我的博客，确切地说应该是我的另外一种文体，就是杂文，杂文和小说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就像拉力跟场地一样，可能拉力跟场地区别更大一点。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挺好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大项目里面又从事着两个不同的小项目，所以还不错。但是杂文简单易读，在这个年代小说已经不能产生广泛影响了，大家都喜欢读短的。微博太短了，发几个段子没有技术含量，也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虽然你可以说我什么都是文学的，我说两句话一首诗几个字都能叫文学，但毕竟这是一种赌气的说法，文学还是有它的门槛的。杂文这种文体本身就是文学的一种，杂文、小说是我认可的文学当中的两种大的文体。杂文可能更符合这个时代，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小说，因为你回过头去看小说带给你的感觉，小说就像听歌，只要真正好的歌很难听腻，每次听都有感触，杂文可能更像看一个人在那里说相声说段子。你可能第一次听觉得不错，甚至第三次、第四次听好的段子你还会笑，但是它始终不会给你一种心灵的感触，跟听歌是不一样的感觉。
《竞周刊》：问一个私人的问题，你没有吸烟、喝酒的爱好，我觉得看你的文章也好，看你赛车也好，觉得你应该很男人，应该很喜欢叼根小烟，喝个小酒什么的，事实上在这两方面你都没有什么爱好，是什么原因？
韩寒：首先我就特别不喜欢喝酒，特别讨厌看人喝酒，因为我觉得特别碍事，一喝酒就耽误一天的工夫，你得醉，醉了还得醒，醒了还得休息。尤其是对女性来说，我不喜欢喝酒、抽烟的女性。烟不好抽，我自己也没有烟瘾，抽过几次也老呛眼睛，酒不好喝，我不喜欢喝酒是因为不好喝。
《竞周刊》：有没有那种场合被迫喝一杯？
韩寒：有时候喝一杯啤酒会喝，我一年不可能烟酒完全不沾，我一年抽烟的量大概在半包左右，一年大概加起来10支，然后喝酒的量我觉得加起来在半瓶啤酒左右，这是我一年的总量。醒着才能感受到快乐，只有痛苦的时候才要醉了麻痹自己，所以我快乐的时候比较多。 本版撰文特约记者方肇
提到我的博客，确切地说应该是我的另外一种文体，就是杂文，杂文和小说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就像拉力跟场地一样，可能拉力跟场地区别更大一点。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挺好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大项目里面又从事着两个不同的小项目，所以还不错。但是杂文简单易读，在这个年代小说已经不能产生广泛影响了，大家都喜欢读短的。 ”——韩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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