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法律之外 “杭州飚车案”的得与失

对于“杭州飚车案”的争议，是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源于立法的缺陷，而非其他原因。这无疑是公众希望看到的结果——我们太多的判决争议，是源于法律之外的东西，司法被行政或者其他东西裹挟无法独立。

2009年5月7日晚8点左右，年仅20岁的胡斌驾驶跑车在杭州繁华的街头“飙车”，将25岁青年谭卓当场撞死。7月20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经鉴定，胡斌当时的行车速度在每小时84.1至101.2公里之间，对事故负全部责任。

经济观察网评论员黄小伟近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备受公众关注的杭州“5.7”交通肇事案进行一审判决，被告人胡斌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年。这使得备受公众关注的“杭州飚车案”得以暂告一段落。

毫无疑问，此案中任何一方都不是受益者，受害者谭卓失去了年轻的生命，这是十个113万元都无法与之交换的。而肇事者胡斌将度过几年的牢狱生活，这是其应有的惩罚。只要是正常人，相信杭州文二西路的那一幕，将是他一生难以抹去的记忆。

对于一审判决结果，当事双方都表示不满意，舆论也有颇多争议。而“杭州飚车案”的得却恰恰在此。争议主要集中于对胡斌究竟应该定什么罪，是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也是胡斌量刑的一个关键性指标。众所周知，“杭州飚车案”中，检察机关以交通肇事罪起诉，一审法院也以交通肇事罪来量刑。与之对照的是，南京市江宁区检察院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将南京“6·30”特大交通事故肇事司机张明宝批准逮捕。张明宝酒后驾车回家，造成5人死亡、4人受伤的特大交通事故。“张明宝案”被当作“杭州飚车案”的反证。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杭州飚车案”的争议，是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源于立法的缺陷，而非其他原因。这无疑是公众希望看到的结果——我们太多的判决争议，是源于法律之外的东西，司法被行政或者其他东西裹挟无法独立。另外，“杭州飚车案”的一审判决引起了人们对立法延迟的关注，意识到交通肇事罪的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这为法律的修订提供了契机。“孙志刚案”导致了中国收容制度的重大变革，谭卓的生命也许能给交通肇事罪立法带来更好的完善。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希望每一次法律的进步，背后都有鲜活生命的消失。

“杭州飚车案”从发生到一审，已历时两个多月。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我们仍然看到了太多的似曾相识的东西——我们一直试图改变的“恶习”，比如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序以及方式，比如法律与行政的分离。这是“杭州飚车案”的失。

“杭州飚车案”之所以成为公共事件，不仅仅因为其有“大学生受害者”、“富二代肇事者”这些能迎合当下社会心态的关键词，交管部门的作为也起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比如主管部门在未经充分调查取证的基础上，抛出“70公里/小时”的论断，无疑是其信息公开的重大失误。另外，在其他信息的披露上，政府也未曾尽职，比如肇事者为什么调查之后还可以回家？法律专家解释说，这其实是一个常识，交通事故查完之后，人是可以回家的，哪怕他是肇事者，哪怕出了人命。其后的拘捕等等是靠司法系统来完成。这个信息政府并没有向公众解释，从而导致公众在更大空间上的猜疑，最终导致政府的信任危机。此案中政府信息披露缺位并不是一个特例，是近来众多公共事件中的普遍现象。

另外，在此案引起公众关注后，杭州市的政府官员表态要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依法从严从快查处此事”。类似的话语我们并不少见，表明政府不徇私，不枉法，将以公众利益为重，但在健全的法制社会，这番话的表达主体应该是司法部门而非行政部门，否则就是行政司法不分，行政干预了司法的独立权。可以想象，如果行政与司法不分，行政能让司法结“善果”，也同样能结“恶果”，往往后者居绝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