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权力滥用比权利越界更可怕

景凯旋

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

常识的立场

近日，上海涉嫌“钓鱼执法”的新闻屡见报端，继张军因搭载一“胃病患者”而被以“非法运营”名义处以一万元罚款后，另一司机孙中界又因被指开黑车而自残以证清白。所谓“钓鱼执法”，是交通行政执法单位为了抓住无照营运的私家车，雇用协管人员作为职业钓饵，假称有急事而搭载车辆，并在预定地点引君入瓮。此类事当然并非上海独有，所以一经报道，便触动了公众神经，引起热议。

“黑车”的问题是因扰乱了正常的出租车运营秩序，由于很难当场抓住，才有了“钓鱼执法”。但执法难不等于就可以采用诱人违法的手段，以一种违法行为来处理另一种违法行为。即使私家车真的非法运营，其危害也远小于公权力的滥用。正如有评论指出，这种执法既违反了法律，更摧毁了社会道德。也就是说，对处理私车经营，权力部门选择了一种最坏的方式，最终只能让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权利的越界与权力的滥用之间，我们更应当警惕后者。公权力的产生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以一种普遍权威性管理社会，保护个人权利，缓和社会冲突。但由于公权力掌握了合法暴力和公共资源，很容易凌驾于社会之上，一旦失控，往往会造成更大的社会积怨和冲突。所以现代社会都明白这个道理，权力的滥用比权利的越界更可怕，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严重损害公民个人的权益。在“钓鱼执法”的事件中，相关部门一开始表现出来的辩解、推诿，便是权力的傲慢，反映出目前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紧张。

更有甚者，在这种“钓鱼执法”的行为中，还反映出一种可怕的意识，那就是在某些权力者那里，所有公民都可能是潜在的犯罪分子，并且利用了人的善良本能。这种道德沦丧不尽是金钱使然，公权力也负有很大责任。当好心的路人扶起跌倒的老人，却被判定为肇事者；当好心的司机搭载需要帮助的人，却被课以高额罚款；当官员滥用权力为所欲为，却能稳住位置，或者换个地方东山再起……试问道德还能靠什么支撑？当某种欺骗行为是由执法部门组织的，哪里还能有安全、信任和道德？

权力不能有自己的利益，否则权力就会侵犯公众的权益，成为公众的对立面。事实上，“钓鱼执法”的动机本身就是出于利益。譬如，两年来仅上海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查处的非法营运车辆就有5000多辆，罚款有5000多万元。该行政执法大队在《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还特别提到，他们已经“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这已经不是在维持出租车市场秩序，而是在搞产业了。

从不断披露的内幕看，这背后还存在着利益链。据《重庆晚报》载，那些职业“钓饵”已经形成了组织，由“钓头”与执法队联系，一个“钓头”手下有100多“钓钩”，“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从执法人员手里拿300元，“钓头”则提取200元。一个“钓钩”每月能挣几千元，“钓头”甚至能挣到上万元。难怪有律师指出，这种陷守法公民于非法的“钓鱼执法”“涉嫌有组织犯罪”。

对如何处理类似事件，公众拭目以待。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