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钓鱼执法"背后是部门利益的趋动

不久前，一位上海职场白领在网上发帖声称被执法部门“钓鱼执法”，此事引发的舆论热议持续至今且尚未平息。而近日又有一位来自河南的司机孙某向媒体投诉称，14日晚7点多，他驾驶面包车遭遇“钓鱼执法”，被上海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指认涉嫌黑车经营，车辆被扣。为表清白，孙某回家砍断自己的小指。（10月18日《广州日报》）

最新消息称，上海市政府已明确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布于众。一方面，知情人披露，“倒钩”执法在上海其实很普遍，“倒钩”与执法大队关系密切，一条“双赢”的利益链将他们紧紧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是官方声明中的一再强调“对于采用非正常执法取证手段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查处”。

“其实很普遍”的“钓鱼执法”并非始于今天，也不是第一次引发舆论关注。关于“钓鱼执法”的渊源，也不用费力追溯——“执罚经济”的存在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无利不起早。程序非正义且在道德观念层面也不得人心的“钓鱼执法”之所以大行其道，内在的根源便是部门利益的驱动。但是，若上级部门真有“一经查实，严肃查处”的决心，在利益与风险的平衡中，“钓鱼执法”也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兴旺，责任制度的缺失实则成了“钓鱼执法”的一道护身符。

相关责任制度的完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相应的程序规定，凡“钓鱼执法”得来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处罚的根据；二是以相应的罚责明确，凡进行“钓鱼执法”的“鱼钩”和执法者都应根据其行为而分别处以刑事的、行政的或经济上的处罚。对于前者，《行政程序法》至今尚未出台，《行政处罚法》关于执法取证的规定又过于简洁。倒是2008年10月1日施行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对此有专门规定，这份颇具开创意义的地方规章第66条明确，“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在调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在调查记录中予以记载。行政机关执法人员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拒绝接受调查和提供证据。”第70条又规定，“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行政执法决定的依据。

若将以上规定应用于“钓鱼执法”，可以看出：一是行政执法人员在调查中必须表明身份，而“倒钩”恰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二是不得以利诱取证，“钓鱼式执法”正是以利诱的方式来取证的；三是以利诱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也就是说即便司机真的被“钓上钩”了，也不能据此来进行处罚。

若是“钓鱼”得来的证据在法律上将被归依无效，“钓鱼执法”也就失去了意义。若是“钓鱼执法”者非但不能带来“经济效益”，反而会被“严肃查处”，并因此受到法律追究，还有哪个执法部门愿意“钓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