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醉酒驾驶案 将再度拷问司法正义！

胡斌飙车致谭卓死亡后第90天，17岁的台州临海女孩马芳芳被撞死在杭州市第一条爱心斑马线上。

此斑马线长14米，宽7米，原来的白色线条改为黄底白条相间，非常显眼；斑马线中间印有大大小小的红色爱心图案，上写“爱心路上，有我有你”的温馨标语。

张扬爱心有什么用呢？还是抵挡不住交通肇事的恶灵肆虐。8月5日晚，马芳芳与小姐妹一起沿爱心斑马线由东往西步行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由南往北行驶的保时捷凯宴撞飞了20多米，当场死亡。经交警检测，肇事司机魏志刚体内酒精含量为0.227mg/ml，系酒后驾车。据见证者称，“当时保时捷的时速，肯定超过80码”，而该路段限速为60码，则可推断为超速驾驶。目前，肇事者已被刑事拘留。

此案之参照，倒非胡斌飙车案，因为尚未确定肇事者是否在飙车，尽管有网络媒体如是宣称，而是成都孙伟铭案，此人醉酒驾驶，导致四死一伤，公私财产损失共计五万余元。但无论是哪一个，都给即将审理此案的杭州市法院出了大难题，它们必须直面一例充满了汹汹争议的判决：是亦步亦趋，还是推倒重来？

有人曾经推测过，成都醉酒驾驶案的判决生产过程，很可能是先量刑，再入罪。此案引发的民意汹涌，大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势。即是说，必判死刑。但根据具体案情而入交通肇事罪，一般刑期为7年有期徒刑，加上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节，最高可判15年。这和民意的喊杀之声差距极大。如此，只得改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直接处以死刑，连死缓都免了。这也许满足了民意，可被告孙伟铭在一审判决宣布过后大呼要上诉。

这里有两处很明显的法律问题值得探讨：第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四大构成要件中，犯罪故意——哪怕是间接故意——应该如何判定？深度醉酒的孙伟铭犯罪的那一刻，你能确证他是“希望”还是“放任”恶果发生？第二，最高法院曾发布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下列情形之一，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其第一款就是“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质言之，法律已明文规定此类案件的入罪。

尽管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却正在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那么以后因醉酒驾驶酿成交通事故，不管死一人还是死十人，是不是都要遵循此案例，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量刑从十年到死刑不等？

从初步明确的案情看，杭州保时捷醉驾案并不是一个棘手的案件，却极有可能因为一个先例而变得无比棘手。若以法典和司法解释，以交通肇事罪论处，犯罪嫌疑人并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则至多判刑7年，这让已经焦灼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的民意如何心满意足？若循成都醉驾案的判决，课以无期徒刑或者极刑，等于是在伤痕累累的法律身上再狠狠捅上一刀，纵然暂时安抚了民意，却让法律的颜面和公信力荡然无存。

最佳的解决路径，亦是当务之急，仍在于尽快修订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定性和量刑。如果认为15年的最高刑期不足以威慑与预防犯罪，完全可以增加量刑幅度到无期，乃至死缓和死刑。据报道，最高法院最近已就“酒后驾驶”、“危险驾驶”召开了司法研讨会，与会专家建议刑法修正案应该增设危险驾驶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但“乱世用重典”，“重罚之下，必有顺民”的政法策略能否取得相应的效果？此外，中国司法奉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即使不久后成功修改了法律，杭州醉驾案仍必须依照现行的法条和司法解释进行判决。在残缺的法律与饥渴的民意之间，在现存的含金量不高的正义与未来同样虚幻难辨的正义之间，它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

最后要说，醉酒驾驶如此泛滥成灾，不仅是法律惩处不力——成都的死刑判决难道不足以震慑杭州司机？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逐渐失控的自治心理，长久以来所沉积的杀气腾腾的戾气，对交通规则以致对所有规则的漠视，最终引发对生命的漠视。毋宁说，对后者的治理更为关键。当你在酒场尽欢，准备发动汽车的一刻，忽然意识到你可能在未来的路上遭遇谭卓和马芳芳的冤魂，于是你戛然熄火，等待酒醒，我们才可以像在自家的后花园散步一样走上爱心洋溢的斑马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