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求不平衡 争议“沪牌拍卖”市场设计机制

　　供求关系是否合理控制?拍卖系统是否需要改进?

　　进入2013年，上海私车牌照拍卖中标价涨势惊人。

　　1月，上海私车额度拍卖最低中标价为75000元，史上首次突破7万元大关，正当公众预期创下历史最高位后，中标价可能会出现回落时，一个月后，最低中标价又再度首次冲破8万元大关，达到83300元。

　　连续两个月接连突破历史最高位，沪牌拍卖制度的改革受到强烈关注。主管部门上海市交港局在最低中标价冲破8万元大关后表示，将“坚决抑制车牌价格过快过高上涨”，不过针对性措施的推出，却没有时间表。

　　“(相关新措施)等定了以后就会向社会公布”，一位交港局宣传人士对本报记者称。不过，对于记者提出的相关问题，这位人士均不愿作任何回复。

　　除了交港局以外，承担拍卖具体操作委托的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下简称“国拍公司”)一位负责人士也对本报坦言，作为仅负责拍卖操作的主体，目前没有对拍卖政策发表意见的空间。

　　然而，高企的沪牌拍卖却引发学界的重视和研究。

　　“从沪牌拍卖的机制来看，我认为是一锅‘夹生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副教授攀登对本报记者形容，“‘夹生饭’虽尚能下咽，但已到了需要进行改革的重要时刻。”

　　本报记者查阅显示，自2010年至今，上海私车额度每年的投放量已稳定在10万张左右。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必壮对本报记者称，限于目前上海城市交通的负荷，每年私车额度投放的上浮空间已较为有限，“但针对由投机者、机制缺陷和不理性竞拍者共同造成的恶性上涨，仍应有措施予以缓解”。

　　多位专家也表示，在供求关系很难改变的前提下，改进拍卖流程是当下较易达成的方式。

　　拍卖流程两大缝隙

　　攀登指导他的硕士生，曾在2010年10月至2011年3月间，连续6个月参加沪牌拍卖。

　　“经过实践和理论证明，现行的拍卖制度存在多项机制设计问题，”攀登对本报记者称，“最大的问题是，由于两轮出价机制和竞拍过程中最低中标价的实时显示，导致投标行为从‘价格战’沦为‘等待战’。”

　　攀登解释称，现行的拍卖机制使得在最后一刻修改标价的竞拍者，才较有可能以最低价买到车牌，而随着竞拍者经验的不断累积，这使得拍卖的最低中标价，往往在拍卖结束前一刻才被确定，所以拍卖就变成了“买彩票”，导致碰巧在最后成功修改投标价者才会中奖。

　　上海交港局公布的每月拍卖结果也显示，连续多年至今，最低成交价格的截止时间绝大多数为拍卖结束前1秒至1分钟内不等。

　　2012年9月，上海市政府曾印发被称为“‘沪牌四条’细则”的文件，规定新拍得的牌照上了新车后，三年内不得过户，希望通过这一方式打击“黄牛”投机车牌拍卖市场。然而，此政策一出，就被“黄牛”立即“破解”。

　　“新拍到的牌照上到新车后，三年内确实不能过户，但如果新牌照上到二手车，还是可以正常过户退牌，经过正常手续后，牌照就能转给客户了。”一位“黄牛”曾在上述新政出台后对媒体表示。

　　而事实上，上述“破解”方式确实正被“黄牛”利用，参与牌照拍卖，进而倒卖车牌谋取利益。按照国拍公司现行的车牌拍卖者资格审查规定，能够参与竞拍者不必提供新车购买凭证即可参与竞拍，而竞拍成功后，车牌也能够上二手车。

　　“这显示车牌的市场分配效率低下，”攀登称，“部分真正对牌照有需求的拍卖者可能由于操作不熟练、网速等多个因素导致未能拍得牌照，而投机者则有机会乘虚而入。”

　　此外，相对复杂的竞拍模式本身，也正被“黄牛”利用，开拓了“代拍”业务：即竞拍者私下委托“黄牛”竞拍，对方则保证能以最低成交价拍得牌照。本报记者获知，目前“代拍”业务的主流价位已达3000元。

　　“在我看来，有效抑制‘黄牛’参与竞拍是关键的措施之一，”陈必壮称，“此外，规范二手车牌管理等也可能是新措施的方向。”

　　新举措时间表

　　上海市政府在去年9月下发的文件显示，市机动车额度管理联席会议承担着“每年本市新增客车额度总量”、“制定完善本市客车额度拍卖管理办法和额度管理相关措施”等多项重要任务。该联系会议下设的额度管理办公室，就设在交港局。

　　攀登举例称，在2000年至2001年间，欧洲数过正兴起对3G通信牌照的拍卖热潮，而英国政府经过与本国高校对拍卖机制的研究、模拟和设计，成功地以5张3G牌照筹到385亿欧元拍卖款，而相比之下，瑞士等国的类似拍卖效果却并不理想。

　　“这足以说明拍卖机制的优劣对市场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意义，”攀登说，“机制设计决定了拍卖效果。”

　　攀登坦言，他和他的团队针对沪牌拍卖制度的研究，最大的问题是相关数据的收集。

　　“国投公司公布的每月投标结果过于简单，对于理论研究和模型建立只有一部分帮助，”攀登称，“只有与交港局合作，获取拍卖过程中更多的数据，才能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和拍卖机制设计。”

　　攀登在2008年和2012年两次试图与交港局联系，希望针对沪牌拍卖的制度设计与官方合作，展开专题研究。不过，这一想法至今亦未得到交港局方面的任何回应。

　　“实际上经济学界对拍卖制度有相当系统的研究，目前也有不少理论被用于实际，”攀登称，“因此，我认为官方如果与学界联手进行研究，是非常良好的互动模式。”

　　突破8万元大关后，交港局负责人士曾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称，针对车牌暴涨，“将研究新举措，坚决抑制车牌价格过快过高上涨”。不过，交港局宣传部门人士未向本报记者透露“新举措”出台的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