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执行”比“醉驾入刑”来得更实际

　　酒驾入刑执行以来，有关不论情节一律定罪的讨论从未停息，公安部表示严惩不贷，最高法院则认为醉驾并非一律入罪，23日，最高检察院也表态称，醉驾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律起诉。

　　有人质疑高法的表态是为了保护公务员群体私利，弹性执法，这只是“诛心之论”。如果一定要联系到部门利益因素，高法所顾虑的大概是醉驾入刑以后所引发的工作量大增的问题。醉驾一旦入刑，就要立案、侦查、起诉、判决，涉及的面又比较广，法院方面将增加大量工作，这确实会影响其部门利益。

　　醉驾罪属于公诉案件，按照现行刑事诉讼程序，公诉案件须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和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三道工序，即便启用简易程序，仍然很繁琐。如果醉驾入刑后醉驾量没有极大幅度减少，势必会占用大量本已稀缺的司法资源，如果为了便于行事而执法过于简单，则很容易使公民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在很多国家虽然有“醉驾罪”，但都将它们视为轻罪，程序简易、处理快速，一般也不会把初犯司机投入监狱。

　　按北京市公布的数字，醉驾入刑开始执行后的前17天，北京交管部门共查获醉酒驾车52起，以这个比率估算，北京市全年醉驾案将达到1116起，如果考虑到新法震撼性随着时间会衰减，数目将更大，司法资源有限，骤然向“醉驾”倾斜后，其所得会否超过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应慎重考量。

　　从中国现实看，要震慑犯罪，执法严格往往更重要。在醉驾入刑之前，中国已经持续严打醉驾很长一段时间，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只要公平执法，现有《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代价已足以震慑醉酒司机，而一味追究刑事责任却有可能矫枉过正，使问题变得复杂，使执行难度增加。醉驾入刑不但使很多原来的普通人更轻易地面临刑事犯罪，留下案底；党员被开除党籍、公务员被开除公职、律师被吊销执照……这些较重的刑事处罚后果也有可能使醉驾者选择冲卡、跳车等极端做法，造成更大社会危害。

　　醉酒驾车入刑的目的是减少酒后驾车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但一项公共政策的好坏往往不以制定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上世纪20年代，美国主流意见认为“酒是犯罪的根源”，因此决定把酒从此禁绝，不惜修改宪法颁布《沃尔斯特法令》(禁酒令)，但好心未必有好报，禁酒令在现实中根本难以执行，除了使法律丧失尊严并造就一大批黑社会外，几乎没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最终还是被废除。

　　古罗马法学家塞尔苏斯说，“法律是善良公正的艺术”，既谓“艺术”，充分说明一项法律的创立与出台需要精工细琢前思后想。消灭醉酒驾车当然比“禁酒”更紧要，也更具有合理性，但面临的问题却一样：如何使醉驾入刑在增加社会总福利的前提下公平、合理地执行下去。解决不了执行问题，最后付出代价的将不单是司法资源，还包括司法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