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老人

参加《我的抗战2》首场巡映的4位老兵，左起苏子良、廖俊义、黄士伟、叶光文（陈磊）
 

  9月23日上午，成都。阴晴不定。

 一列由上汽荣威W5组成的SUV车队，急速向郊区的建川博物馆聚落进发。车内，坐着4位耄耋老人。

看着窗外的景色和飞驰的汽车，其中的一位有些怅然若失——1943年，他在美国人那里学会了开车，直至1986年退休，一直用这个手艺谋生。现在，汽车越来越高级，86岁的他，却无法坐在司机的位置上了。

另外的一位，戴着金丝边眼镜，颇有几分贵气，目光却有些散乱。87岁的他，一生未婚，没有一位至亲在身边，只能在养老院内度日，床头的自嘲诗是：浮华人生已成梦幻，纸醉金迷烟消云散，时至今日孤鸿零雁……

下午两点钟，建川博物馆内，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我的抗战2》全国首场巡映式开幕。4位老人受邀上台。看得出，他们都很激动——一位老人，拿着话筒，久久不愿放下；另一位，因为激动，说话已不连贯。

这让崔永元感慨异常：“为何这些老人在台上都滔滔不绝，因为，我们给他们讲话的机会太少了！”事实的确如此——六十多年的岁月侵蚀，还有几人能记得这些曾经英雄的故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抗战老兵。
那一年，

“十万青年十万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打，装备精良的日军节节推进，中国大片国土接连沦陷，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一一被日伪军占领。四川，成为中国的大后方。

对于川地的民众而言，虽然不在抗战一线，然而仇恨早已滋长。1936年，年仅11岁、尚在读小学的苏子良听到有人说“大川饭店打死两个日本人”，他立即随着蜂拥的人群奔往骡马驷市。

“打死活该！”“打得好！”“日本鬼子该死”……人群里发出的那种声浪，震得苏子良耳膜发痛。后来，他得知，这两个日本人是被老百姓活活打死的，起因就是他们企图在成都设立领事馆。

历史上，这次事件被称为成都“大川饭店事件”。

廖俊义比苏子良大一岁，没有读私塾，上学更早一些。在读小学的时候，一位音乐老师是沈阳人，经常一边弹琴，一边给他们唱《松花江上》，唱着唱着眼泪就下来了，老师哭，学生跟着也哭。

教室，成了爱国主义舞台。

抗战进行到1942年，正面战场兵员损伤巨大，为弥补兵源不足，改善兵源质量，国民党决定以国民党党员和三青团员为骨干，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正在读书的学生参军。

1943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根据蒋介石的讲话精神，公布新的《兵役法》，扩大征兵范围，规定学生服役期间，可以保留学籍。如此一来，消除了大批青年学生投笔从戎的后顾之忧。

那一年，初中尚未毕业的苏子良，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声中参军——“到处贴着征兵告示，都在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就背着家人兴冲冲地去报了名。”

那一年，廖俊义已经是空军的一名飞行员。17岁高中毕业，他考取了华西大学（当时的教会大学）和四川大学，却没有去上，一心抱着航空救国的梦想，考航空官校，结果，笔试通过了，体检，因为左耳听力差5个分贝，被刷了下来。

不甘心，再去考轰炸中队，还是不行；又去考其他空军学校，在被考官问到为何报考时，已经两次失利的他眼含热泪，吟诗一首：“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诗还未诵完，教官就喊住我，问了我的情况，我说左耳差5个分贝，他就给我写了个条子，后来发榜，我排在第一个。”廖俊义说，一年的培训学习毕业时他才满18岁——为入空军，“多报了一岁”。

那一年，出生于1920年的叶光文已经是入伍7年的抗战老兵，经历了闻名中外的台儿庄战役，因为战功卓著、文化程度高，被吸纳进位于重庆铜梁的黄埔军校学习了一年，后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
那一战，

打出“叫花子军队”的尊严

在现年91岁的叶光文老人回忆中，1936年那一年，他高中没毕业，只有16岁，家中独子，在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父亲的支持下，投笔从戎，加入王铭章的122师。“卢沟桥事变”爆发，使原定整训一年半的部队提前出川抗战。

这支军衣破烂、装备落后的川军部队，沿绵阳、广元出川，来到陕西宝鸡，经风陵渡渡口，东渡黄河，“本来要乘火车到太原，还没到，娘子关就失守了，因为情况不明，和日军遭遇一仗，很快就退了下来。”

一位美国观察家这样描写他当时看到的川军：“他们沿着马路，通过郊区，成群结队，毫无秩序，有的穿着军装，戴着军帽，其余的服装则随心所欲，任意穿戴。但每个人都带着旧式雨伞、茶壶、电筒、毛巾、蔬菜和备用草鞋。这些东西或挂在肩膀上，或者用绳子拴在身上……”

真实的情况是，从温暖的四川一路走到山西，“天气越来越冷，本来说到西安发棉衣、换装备，由于战事紧，也没实现，我们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还是冷，就这样一路马不停蹄、衣衫单薄、缺枪少弹地上了战场。”

基于这种情况，少有人愿意收留这支“中国军队中最糟的”的部队。最后，缺兵少将的李宗仁第五战区给了他们机会。让他们一路从山西移师到山东藤县，参与了闻名中外的台儿庄战役。

作为参与藤县抗战唯一健在的老兵，叶光文对这场揭开台儿庄大战序幕战争的回忆是：三天三夜血战，他代理排长的全排37个弟兄，最后只剩下11人。而他们的师长王铭章，壮烈殉国。全师五千多人，最后只剩下二千多…

 “敌我双方最近的只有二十多米，互相扔手榴弹。日军欺负我们没空军，飞机低空俯冲就用机关枪扫，炸弹都不投，远了就用重炮轰……我们一个师抵挡人家一个联队（相当于团）都吃力，他们装备精良，军纪严格，不服从命令当场枪毙……”

那一战，打出了“叫花子军队”的尊严，蒋介石为王铭章及其部队题词：“民族光荣”、“死重泰山”、“烈比睢阳”，一时风光无二。

与叶光文地面作战不同，廖俊义从空军培训学校毕业之后，直接飞上天空。他第一次接到的任务是给于学忠率领的鲁苏游击司令部空投钞票和医药，接着就是轰炸日军控制的汉口机场。让他没想到的是，日军直接将中国的老百姓赶到了机场的跑道上，来阻止国军飞机的轰炸，两边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宪兵。为了完成任务，廖俊义们不得不含着眼泪俯冲投下炸弹……

七十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廖俊义依然泪流满面：“实在是难啊！我们返航成都后，当晚，一大半的飞行员都没有吃饭……”

入伍时年仅18岁的苏子良，由于是中国驻印军工兵中的汽车兵，他直面战争残酷的机会少了许多。不过，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使他从美国人那里学会了开汽车，各种新式机械也让他大开眼界。

比如，带小马达的电锯是他从没见过的，推土机、挖路机这些机械化的大家伙更让他感到新奇无比。就连斧头这样的常用工具，在苏子良看来，美国人的设计都更合理——国内一般都是直把的，而美国的是有弧度的，更适合人的握捏，便于用力。
    美国人教开车的方法也与中国大不相同——“几十辆车排成一排，让我们学前进、后退，就这样前前后后地开，熟练了再绕弯。”苏子良说，他所经历的最为辉煌的事情，就是打通新的中印公路。

荣威W5评论

想当年，一寸信念一寸血；现如今，一寸理想一寸金。真实可能因掩埋而沉淀，却永不会消亡。担当身前事，何惧身后评。活着，已是英雄。
“打美国人，我有一种负罪感”

1945年8月，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胜利。叶光文因战功卓著，从排长升为了连长，后来又升为副营长。多年戎马生涯，使热爱文学的他心生倦意。1948年，借母病重之机，他离开部队，回老家成都开了个小书摊。

作为汽车兵，抗战胜利后，苏子良随部队从缅甸回到国内，看到昆明的“机场里停满了美国援助中国的汽车”。苏子良等人负责将其中的500辆送到南京，美其名曰“还都车队”。后来就留在南京继续开车。

南京解放前，苏子良被列为撤离人员，但在抵达广州时的最后关头，他选择了放弃前往台湾——母亲早逝，把他养大的祖母成为他最大的牵挂。他对负责撤离的军官说：“我要和亲人在一起……”

从广州回成都，走到湖南的时候，遇到了解放军，苏子良等国民政府旧军人就地起义，加入解放军。但随即召开的全民斗争大会，让他们“心里凉到底”，“是不是要这个样子斗争我们啊？”

在拿到一个解放证后，苏子良利用自己的开车技术，一边帮人开车，一边回家。1950初回到家后，成都已经解放。没待3个月，“政府招汽车兵，说是要接一批新车，动员老兵前去”。

就这样，1950年4月，26岁的苏子良再次为国应征入伍。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次征召是为了抗美援朝。苏子良回忆，他加入的是驻守成都的解放军第60军，直到部队到了河北，才知道要当抗美援朝预备队。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25日，抗美援朝战争揭开序幕。第二年3月，苏子良所在的60军渡过鸭绿江，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和那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不同，作为一名参加过二战的老兵，汽车班班长苏子良纠结无比——开汽车是美国人教他的，在印度乃至后来多年的美国军援，让他对美军印象很好。

“美国人把士兵性命看得重——我们开车，抛锚了，他们就让换一辆开；碰坏了，也不会被打屁股、罚禁闭；丢个枪啥的，更不会被骂；他们的俘虏回国，还可以投票选总统……”

在朝鲜的那段日子，苏子良常思考一个问题：战争真的有正义一方吗？那些曾经给予中国巨大帮助的美国人，现在成了“侵略者”，昔日的盟友成了敌人——这一方面让他感到迷惘，知恩图报的中国传统，又让他有一种负罪感。

作为军人，军令如山，纠结只能放在心底，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经历，让他处处低人一等，“到什么地方唱什么歌”，他只能勤勤恳恳地开车，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有时，共产党的做法也让他感到温暖。比如，他本人在抗美援朝前线服役，当地政府给他成都的家里，发了一份和军队相同的薪水，同时，也对其家庭给予特殊照顾——安排他的弟弟为户籍警；更重要的是，抗美援朝这场战争，让苏子良获得了一个不褪色的护身符，在后来多年绵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中免受批斗劳教之苦。这让他唏嘘至今。

被改变的人生

1954年，苏子良归国退役，转业到成都市运输公司第九分公司，职业还是司机，开的车从解放前的美国吉普，换成了苏联的51嘎斯。他对两个车型比较的结果是：“还是美国车好一些。”

在老人保存至今的“回乡转业建设情况登记表”中，他的优点被领导概括为：能爱护祖国财富，曾冒火抢救轮胎五个和高粱米等；缺点是：个性较强，曾和首长顶过嘴……其履历一栏写道：“二十岁（参加）伪远征军教二团；二十一岁（参加）伪驻印军工兵十团……”

基于这种国共分界的逻辑，在苏子良所在的运输公司，与他一同参加抗日的两位老战友，同是国民党旧军人，在解放后大大小小的各项运动中，成为了“运动员”——每次运动都会被批斗：跪板凳、戴高帽、游街。

 廖俊义的情况更糟一些。

由于抗战胜利后进入了国民党情报系统，在成都面临解放的前夜，他又被怀疑通共，成为了双方都不待见的人物——“按照我的职务，解放后，不知道要被枪毙多少回了，因为我协助解放，帮忙说服游击之母（赵文洪国）部下投降，解放后，政府给我每月300万圆（当时货币），让我给警察厅讲课。”

好景不长，1953年，他被有关部门清算，锒铛入狱，直至1976年被特赦——“也没有说什么罪名，只有两个文件，第一个上写着绝密不给我看，第二个是服刑十年的执行书，其他什么都没有……”

由于抗美援朝，还立了三等功，苏子良免受了批斗之苦，然而想得到重用，那是万万不能。他进入公安系统的弟弟，因为历史清白，最后当了科长，孩子后来都进了好的学校读书。苏的孩子只能子承父业，后来都下岗待业。

 “现在的生活，和他们比起来天壤之别。”苏子良说，最初的那几年，孩子们都对他有意见，人到中年之后，也都慢慢理解了他——这或许就是命，谁让父亲年轻时那么热心为国参军呢！

叶光文也受到了冲击，尽管他早在1948年就从副营长的位置上退役成为一名书贩——“文革”中，他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吃尽了苦头，子女也受到影响——入团基本不可能。

几十年后，一些人鼓动老人参加黄埔同学会，他拒绝了。理由之一是，同样是黄埔军校出身，一些人成了共产党高级干部，一些人成了国民党高级干部，而为何一些人却因为这段经历，成了“历史反革命”呢？

抗战，成为了老兵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之下，没人敢去谈论和日军的浴血拼杀，更遑论政府能给予一些救济与帮助。到了后来，很多老兵的子女都不清楚自己父辈曾经参与了抗战。

终于，时光的年轮指向了21世纪，老兵们日渐凋零，人们注意到了他们的存在——抗战胜利60周年、65周年，不断有老兵走入大众视野，讲述那些已经被遗忘了半个多世纪的故事。

然而，因战争而改变的人生已然无法复盘——“你想想看，毛泽东曾经的亲密战友刘少奇都死得那么惨，比较起来，我们一个普通老百姓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苏子良说，年轻的时候，总是热心为了国家，从来也没去想到后面这些结果。

在苏看来，抗战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更大一些——他的名片上印着：“中国印缅远征军老兵苏子良”，上面有孙中山的头像，名片的背面写道：我们奋勇杀敌，击败了日本侵略者，那是我们至高无上的荣誉！

 抗美援朝的那段经历，被老人忽略了

荣威W5评论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每条路都可能成为传奇。但凡拥有一颗担当的心，敢于承诺，执于坚持，勇于突破，平凡者亦是英雄。